當「野火」燎原時 你在哪裡？
1985年，跟現在一樣不平靜：「蔣經國傳」作者江南被台灣殺手暗殺，台美關係陷入緊張狀態。趙紫陽成功訪美，英國宣布1997將歸還香港，中共正在崛起。行政院長孫運璿腦溢血中風。國安局發動「一清專案」。螢橋國小瘋漢潑灑硫酸。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爆發弊案……。當時也充滿了希望：麥當勞正式登陸台灣。洛杉磯奧運成棒奪得表演賽銅牌。祖賓梅塔率紐約愛樂來台演奏。「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風靡全台。「野火集」專欄，首度在主流媒體上，發表批判與改革的呼籲。「野火集」標誌了一個狂飆的改革發端，在那個不平凡的年代，你，在哪裡？正在為著什麼樣的信念與執著打拼？徵求你與那個時代的500字以內短文，一同回顧野火燎原的共同記憶，來稿請傳：literature@mail.chinatimes.com.tw，入選者可獲贈新版「野火集」一冊，不另致稿酬。文末請附真實姓名、通訊地址、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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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火」從哪裡開始？
龍應台 (20050627)
網上「維基百科」是個驚人的創舉：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也可能後面那一位是個罕見的「大說謊家」，篡奪解釋、顛覆是非，可是總有人起而反對。洛杉磯時報夠大膽，將自己的社論拿出來，歡迎讀者用「維基加注」的方式，對社論進行改寫（編案：今年六月十七日提出，十九日關閉該項實驗）。
「野火」二十年了。當年充滿理想，立志要改變社會的二十歲的人，今年四十歲，今天的你在哪裡？浪漫的理想主義仍舊是生命的動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損和冷卻？或者，完全被懷疑和無所謂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遊途中，我曾經和幾個人偶遇：那深入部落為原住民孩子爭取權益的，那回到烏丘孤島去為窮鄉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組織了全國環保運動的……台灣的文化底醞，很大一部份是在這些人的堅持和努力中累積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敗了？被什麼打敗？
我們的上一代，受戰亂和貧窮之苦，期望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了，但是受威權統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沒有恐懼、沒有控制的自由環境中成長。
今天二十歲的人，當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們所努力、所祈求的環境中長大了，今天和我們站在一樣的高度上，眼睛與我們平視。我好奇，當年的「幼稚園大學」，現在是什麼？當年的大學生，在威權政體長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 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長的大學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呢？ 或者說，二十年裡，價值翻轉到一個程度，所謂思考、判斷，所謂勇氣良知，都不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
倒是我自己，在寫過「野火」二十年之後，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攤開來請今天的大學生來「維基加注」，你會怎麼加呢？
今 天的新瓶裝昨天的餿酒
譬如說，我承認民主讓我困惑。（是否觀察過、比較過，印度的民主、俄羅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灣的民主比起來，如何？我們是更糟呢，還是不錯？）
民主以後，台北每年有跨年晚會，市政府廣場和總統府廣場，在一條街的兩頭，同時舉行。但是總統府和市政府分屬不同政黨主政，所以是一個較勁的局面。通常總統府錢多，場面也比較豪華。兩邊請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響樂團或民族音樂或地方戲曲，因為，主政者鎖定吸引的「顧客」，是年輕人。
在威權時代，統治者有一套籠絡年輕人的方法。當年救國團每個寒暑假舉辦青年戰鬥營，設計種種「育樂」活動讓年輕人參加，同時將政治意識形態，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樣，溶入歌舞昇平、歡樂光明的活動裡，很輕易地就贏得青年對執政者的好感、信賴和忠誠。在對統治者的「愛戴」裡，有很大一部份是真誠的。
威權被我們「打敗」了，民主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廣場上搖晃手裡的金光閃閃，在青春洋溢的歌聲理，露出熱切而幸福的表情。當他們情緒裡的快樂和感恩激素漲到最高度時，政治人物上場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俠」，他穿著和年輕人一樣輕鬆而「酷」的服裝，講著和年輕人一樣俏皮的語言，做出年輕人熟悉做的手勢。當他湊近麥克風大聲說，「好不好──，」廣場上的群眾，一如他所期待的，響雷一樣地歡呼回應，「好──」。（你在場嗎？）
不管是燈節、耶誕節，不管是掛著什麼名目的文藝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鄉下，到處都是這樣的歌舞昇平、歡樂光明，而在舞台和燈光的後面，基本上是這樣的操作：該不該有藝文活動，不是看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選民的好感、信賴和忠誠。於是從預算的編列到預算的使用，從晚會的時機地點到宣傳的文字調性，從圖騰的挑選到節目的設計，絲絲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銷這個政治人物，累積選票。在太多的場合裡，所謂文化、所謂藝術，其實包裹在選舉的規劃裡，花的是公家的錢。
講得更白一點，如果專業告訴你，最迫切需要預算的是山區小學建立圖書館，或者中學藝術教育的深化，但是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資、長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會去做的；一場一場聲光絢爛的晚會，一砸幾千萬元，卻可以為他塑造形象，贏得選票。錢，就往那個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懶惰，人民又不加思索，大家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樂消費者。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反而，威權的統治者因為不需要選票考慮，他可能做長程投資和規劃，即使不討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輪的選舉的執政者，卻往往選擇犧牲長期的利益來換取眼前的權宜。而每一任執政者都以最短距離的眼前利益為利益，社會發展永遠像夜市裡的流動攤販、窪地裡的違章建築，急就章，而且品質拙劣。
（你是否思考過這種矛盾？就是說，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但是我們所創出來的民主，是第幾流的品質？沒有人願意往回走的，可是，這往前走的路你看見了嗎？）
在威權時代，所有的媒體都被統治者壟斷，報紙上從頭版到尾巴都是領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為。今天民主了，是的，聲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論激烈了，奇怪的是，為什麼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傳？
原來，從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體配合報導，政令宣傳都以新聞的面貌出現。現在靠的是市場：媒體需要賺錢，政府就用納稅人的錢去買報紙版面或電視時段，於是政令宣傳再度以新聞的面貌出現。這就叫「置入性行銷」。民主是競爭的，但是誰執政，誰就花得起錢，購買媒體，購買知名度，購買政治資本。在野的反對者沒這個優勢，是活該。而在野反對者一旦得權，馬上佔盡資源。累積政治資本的錢，全是納稅公民的，而媒體，與他共謀。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
知識份子、新聞記者、進步的大學生，在威權時代，對政府的壟斷和操縱曾經前仆後繼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識份子和記者卻成為政治人物的事業合夥人，進步大學生成為競選團隊。還不提財團與政權之間，綿密的曖昧互利。
這些都沒錯，因為在民主結構裡，知識份子、新聞記者、大學生，財團，都有自由的公民權利。可是，問題是，今天的新瓶裝了昨天的餿酒，那麼誰是新時代的反對者呢？
從威權到民主，不是從奴役到自由嗎？或者認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認知？（不要告訴我，你八歲就知道了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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