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3年生在台灣的「中國人」，網上的ID登記為「小瓜呆」。1969年到1975年讀小學，那時大概有些網友們，還在「實擬虛境」的中國「大革命」裡。
雖然國民黨一直教育我們是「中國人」，也堅持要「消滅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但當時台灣與大陸隔絕已經20多年了，到底什麼是「共匪」？什麼是「大陸」？連我這種外省人的小孩都搞不清楚，更何況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台灣孩子。
當時台灣的電視裡，很少出現「匪區」的新聞，即使有，也只是主播讀乾稿，不會出現任何連續畫面，連單幅的照片都沒有。國民黨整天教我們「殺朱拔毛」，但朱毛到底是誰？長得什麼樣子，就算兩位老人家走到台北大街上也很安全，因為根本沒有台灣人看過他們的照片。
地理課本裡提到的中國，依舊是20年前國民政府統治時的資料，分成35省，2個地方（外蒙與西藏），小朝廷的疆域依舊是美麗的秋海棠，而非醜陋的老公雞。人口永遠維持在4萬萬五千萬，福建省沒任何鐵路，歸綏、迪化、鎮南關、撫遠等「封建」地名照樣使用。歷史課本裡1945年之前沒有台灣，1949年之後沒有大陸。
後來反對國民黨的勢力，逐漸增加「獨立」的訴求，於是出現了一種電視節目叫「錦繡河山」，每次亮出幾張舊的黑白照片，我們才稍稍知道什麼是長江、黃河。但絕不是有大壩、有鐵橋的那種長江、黃河，而是長干行、老殘遊記裡的長江、黃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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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在多年的關門政策後，中國政府想要向西方宣傳展示中國的革命成果，而這個工作最好是請西方的電影工作者來做。
由於安東尼奧尼的左傾特色，因而被中國政府選中，拍攝了他一生最長的一部影片。但影片出來後，中國政府又發動人民，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地批判「資產階級大毒草」,不知網友們有誰當時曾開會批判這「反華小丑」？
當時的台灣就更好玩了，左傾的安東尼奧尼，別說他的紀錄片沒人看過，就是這名字也沒幾個人聽過。但基於「敵人的的敵人就是朋友」，台灣用三台聯播的方式播放這部紀錄片，還規定學生都要寫報告。因為這緣故，安東尼奧尼成了我第一個認識的國際性導演。
我找出小學時的日記，三台聯播剪輯過的紀錄片《中國》，是在1974年的2月2日。日記上寫著：「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天安門；爸爸說，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看到一個老頭踩著自行車飛奔經過好大好大的廣場，是我第一次「看見」的中國。我那些出身農家的同學，偷偷告訴我他的發現，原來人民公社好象沒有課本裡畫的要用人代替牛來拉犁。
網友們不要笑，那時台灣農村小孩最怕共匪的地方，就是他會讓小孩去拉犁，後面還有個面目猙獰、穿著毛裝的匪幹，拿著鞭子在打拉犁的小孩。那張小學國語課本裡的插圖，對農村那些整天拿鞭子打牛拖犁的孩子來說，這張圖的「反共」效果高達99分。
成年之後，我再次看到這部電影，還是嚇了一跳。原來小時候我所看到的「中國」，即使畫面都一樣，但國民黨把彩色拿掉了成為黑白，再加上一些淒慘低沈的配樂，馬上增加「恐懼」「疏離」的效果。
我懷疑史帝芬史匹柏拍《辛德勒的名單》，最後將鏡頭從黑白變彩色，是侵佔了當年國民黨政工的智慧財產權。說真的，中國人如果不把這些精力花在無謂的「內耗」上，今天的世界會變成怎樣還真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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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批判安東尼奧尼的活動持續了將近一年，那一年究竟發表了多少篇批判文章，現在已難以統計。因為僅在1974年2月和3月間發表的部分文章，就結集了一本200頁的書，名叫《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6月版）。
這本書輯錄文章43篇，作者來自全國各條戰線，其中很多都是安東尼奧尼拍攝過的地方，鏡頭裡或負責接待的革命幹部和群眾。
由紀錄片而引起「外交」事件，在紀錄片史上並不鮮見，然而對於一部紀錄片，發起如此持久、如此規模的全國性批判運動，歷史上卻不多見。
早在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中國〉的反華影片」。這篇文章也是《中國人民不可侮》的第一篇。
這個代表官方立場的批判，是以樣板戲裡「高、大、全」和「假、大、空」的標準，檢視這位國際大導演。「中國」立刻成了「大毒草」。文章裡說：
「安東尼奧尼公然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上，說上海的工業『並非產生於今天』，『上海作為一個城市，則完全是由外國資本在上世紀建立起來的』，而解放後『倉促建立起來的工業往往只比大的手工業工廠好些』。」
文章裡還說：「安東尼奧尼把林縣作為『中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山區』介紹給群眾，但在影片中，聞名中外的紅旗渠一掠而過，銀幕上不厭其煩地呈現出來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獨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當然，除了對「中國」本身的批判，所有的批判必須先從「人」開始，也就是要從安東尼奧尼個人的反革命經歷開始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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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末期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國認為蘇修是為了「反華」，所以製作多部反華紀錄片。尤其1972年初的蘇聯電視紀錄片《黑夜籠罩著中國》，是用間接獲取的有關中國影像剪輯而成，由於沒有機會直接來華拍攝，可信性和說服力，當然不如安東尼奧尼直接在中國拍攝的影片。
蘇聯在國內不斷播映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來反華，中國則利用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來批修，雙方都從「中國」一片中，找到了「社會主義正確性」的武器；但夾在兩個老大哥炮火間的安東尼奧尼，卻始終有口難辯。
美帝在冷戰時期，禁止記者和電影工作者在內的美國人到中國旅行，違反者即被吊銷旅行護照，一直持續到1972年尼克森與毛澤東握手的那一刻。
美國人對「鐵幕」的陌生，讓安東尼奧尼的「中國」被美國廣播公司播映後，不但收視率告捷，還被評為1973年在美國上映的「十佳紀錄片」之一，連尼克森自己都在百忙中抽空看了兩次（《毛澤東•尼克松•1972》第43章，陳敦德著），這更坐實了安東尼奧尼受美帝雇傭的證據。
然而安東尼奧尼在他的母國義大利，「中國」在威尼斯藝術雙年展活動中，被安排在鳳凰劇院上映。中國的外交官，義大利外交部長，義大利駐北京的大使，意中友協的工作人員，警察，消防隊員以及義大利的中國迷乃至「毛FANS」們，都圍著威尼斯雙年展的官員們團團轉。
中國駐意官員強烈抗議放映「中國」，義大利政府也不希望公開放映，然而威尼斯雙年展的官員們，卻以維護資訊和藝術表達權利的名義進行抵抗。
在放映之前，威尼斯市警察局長還想以「消防安全」為由，禁止鳳凰劇院放映任何電影。然而，這些做法只會讓「中國」更加出名，「中國」最後還是在鳳凰劇院上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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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中可以看出，安東尼奧尼來華拍片之前，就已經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比如他在來華之前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說：
「我的意圖是讓義大利觀眾看一看『帶有各種缺陷的安東尼奧尼式的中國』。」（見1973年5月9日路透社報導）
有些批判文章，乾脆直接揭露了他的「反革命」前科：
「翻開此人的歷史就知道，原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就投靠了墨索里尼政權，在義大利法西斯陸軍中任職，站在世界各國人民的對立面，替法西斯效勞。他還曾奉法西斯宣傳機關『政治片和戰爭片攝製處』的命令，編寫了吹捧墨索里尼空軍的影片《一個航空員的歸來》，得到了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的賞識。在以後的年代裡，他又長期與義大利修正主義分子勾結在一起。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安東尼奧尼的反動，是由來已久的。」
但奇怪的是，中國自1931年「九一八」起，就是二十世紀受法西斯主義侵略最慘痛的國家，中國政府也一直是批判法西斯最嚴厲的國家，為何會不先做「安全調查」，就邀這樣一個反動的「法西斯分子」來華，拍攝這部「大毒草」？
沒有正面表現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尤其是對中國人民在文革中取得的偉大成就不屑一顧，而偏重於捕捉日常生活場景，是安東尼奧尼被批判的主因。《中國人民不可侮》書中提到：
「安東尼奧尼等人為了達到他們的反華目的，煞費了苦心。他們想方設法混進了中國，提出了一個要拍什麼『偏遠的農村』、『荒涼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等等的計劃，進而又鼠竊狗偷，鬼鬼祟祟，不顧國際信譽，侵犯我國主權，使用種種狡猾伎倆，採取偷拍、追拍、突拍、強拍等卑劣手段。安東尼奧尼在解說詞裡自己招供：『為了不引人注目，我們掩蓋了我們的攝影機。』他還恬不知恥地說：禁止拍攝的地方，就『假裝停拍』，暗中繼續拍攝；而雙方商定拍攝的地方，『就用未裝膠片的攝影機空拍』。（《安東尼奧尼發現了中國》，見英國《畫面與音響》雜誌1973年春季號）這完全可以說是帝國主義文化特務的行徑。」
其實如果安東尼奧尼真是「帝國主義文化特務」，也許這「中國」不會引起中國那麼大的反彈。但偏偏他是應中國政府之邀而來華拍「中國」的，所以就在中國、台灣、蘇聯、美國與義大利都引起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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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從三台聯播剪輯過的紀錄片《中國》後，國民黨發現效果不錯。所以就將晚間九點到九點半的時間收為「國有」，統一播放「政治節目」。也就是由一台製作，三台同時聯播。
從1976年1月起，三台於晚間9點，聯播國防部製作60集的反共劇《寒流》；緊接其後，還有《證言》(1976.12)、《風雨生信心》(1977.9)、《山河春曉》(1977.11)、《煉獄兒女》(1978.2)、《這一家》、《豔陽天》、《大時代的故事》(1979.1)等各種的「政治節目」。
從那時起，晚上九點一到，電視可以關機休息一下，免得過熱燒壞零件；大人該洗碗的去洗碗，該洗澡的去洗澡；小孩該寫功課的去寫功課，該上床睡覺的就上床睡覺。大家生活變得更規律，也不會被電視霸佔太多時間了。
安東尼奧尼在中國雖被批判，但一年後又消聲匿跡了。然而他讓在台灣的國民黨，發明了「三台聯播」的政治節目，這一措施反而搞了多年還欲罷不能。
一個「中國」，兩個世界。安東尼奧尼也許不知道，他的「中國」啟蒙了對岸那個中國的台灣孩子，讓他們第一次真正的看見「中國」。他也讓我們這一代的孩子，養成九點一到就關電視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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