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更加嚴重的是，即使中醫能夠按西醫的統計標準可重複地治療疾病，西醫還是傲慢地拒絕承認。
2003年的SARS疫情在廣州爆發時，廣州普遍採用中西醫結合治療，療效非常明顯。
到2003年5月中旬，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治療50余名病人，無一例死亡，平均退燒時間3天，且醫護人員無一人感染。
而鐘南山院士所在的西醫型醫院治療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醫介入治療，僅一例死亡。
也就是說，在人稱“抗擊非典第一功臣”的鐘南山領導下的醫院裏，接受純西醫治療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
同樣值得提及的，接受中醫治療的病人沒有後遺症，而接受西醫治療的病人則大量出現肺部纖維化和股骨頭壞死症。
治療費用對比也極其明顯。北京小湯山醫院的西醫治療調集了亞洲地區各國的呼吸機，每台呼吸機用完後就被焚燒銷毀，僅此一項每人
花費即達上萬元。
本來，廣州中醫治SARS療效明顯，應該可以在北京推廣。
但是，由於SARS後來被定為傳染病，按規定病人只能由傳染病院收治，北京各中醫院就不敢收治病人了。
因為沒有哪個中醫院的的領導敢保證，中醫治療不死人。
西醫治死多少人都是允許的，中醫治死一個人就是醫療事故。
按照西醫理論，治療SARS，需要研製出特效抗生素。
然而，在至今仍無特效抗生素的情況下，某些領導機關仍然只允許西醫治療SARS，這就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了。
由此我甚至激憤地聯想到，＊＊＊功不允許信徒在生病時去醫院治療，西醫不允許病人在西醫治不好的情況下接受中醫治療；
＊＊＊功可以用信仰的名義宣佈信徒的死亡為上層次，西醫可以用科學的名義宣佈病人的死亡為天命；
這兩者的邏輯為什麼竟然如此相似？難道我們都是西醫的信徒？難道我們都是西醫的人質？誰把我們的生命權交給西醫的？
＊＊＊功信徒還有一次選擇，而我們絕大多數人則是生下來就別無選擇，就天然地成為西醫的信徒？
昨天，我在電話中向一位元朋友推薦王文奎大夫。這位朋友的父親得了肺炎，也在北大醫院接受治療。
肺炎固然有所好轉，但其他臟器卻出了問題。通話快結束時，我突然意識到，社會上的確普遍存在著西醫迷信。
如果作為兒女讓父母接受中醫治療，父母和親友都會私下裏認為是孩子不孝。可悲啊！可惜啊！
中醫淪落到這個地步，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從直接原因看，因為中醫裏的良醫少，庸醫多。
一劑中藥幾十味，像霰彈槍打麻雀，瞄得不准，總有一味對症的。
一些病人也相信中醫，特別是在中小城市和鄉鎮農村，由於中醫醫療費用低，受大城市的西醫至上論的污染少，找中醫看病，
但是常常找的是庸醫。
雖然一時治不死病，但也治不好病。一來二去，病人失去了對中醫的信心，還是找西醫開刀動手術，搞“暴力革命”。
然而，庸醫為什麼會這麼多呢？這又與中醫的西醫化培養有關係。中醫需要靠師傳。
因為中醫面對的是一個複雜的矛盾綜合體，其中有無數層矛盾在發生作用，有主要的（系統級），有次要的（器官級），
有二次要的（組織級），有三次要的（細胞級）。每一級矛盾中，又有主要矛盾至次要矛盾多個層次。
其中每一對矛盾單獨解決都比較容易，都有一定的章法可循。但是不同級別的不同矛盾相互作用，怎樣能夠辨證施治呢？
單一的原則不行，多個原則在一起相互打架還有原則嗎？
所以，需要原則間的平衡、協調，需要找到主原則和次原則，理清陽和陰的關係。每一個病人的病情不同，即矛盾關係的組織不同。
同樣的病症，其病因可能完全不同；同樣的病因，其表現的部位和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
因此，培養中醫就像培養國家總理，既需要靠臨床實踐，也需要靠師傳。這才有“不為良相，即為良醫”的說法。
中醫用藥講究君臣佐使的配伍，君藥攻主要矛盾，臣藥加強君藥的力量，佐藥攻次要矛盾並克制君藥的毒副作用，使藥調和藥性。
這就像整頓一個管理混亂的企業，不但要撤換主要領導人，整頓士氣，調整市場戰略，開發新產品，加強品質控制，還要循序漸進，
防止在整頓期間失序，造成資金流失，客戶流失，技術流失，亦即要懂得安撫人心，注意打擊一小撮，保護大多數。
所以，單純學院式的中醫培養只能培養解決單一型問題的科級幹部，培養不了總理。
這種科級幹部，就是那些守著一、二張方子吃一輩子的中醫。
這種中醫守株待兔，碰到病情對他的方子了，他就成“神醫”了，對不上，就成庸醫了。
從外部統計角度看，病人得出的結論是，這是個庸醫。
真正的良醫用藥以變應變，出神入化。
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腦炎，名醫蒲輔周先生治好了167例腦炎，用了98個不同的處方。
然而，西醫領導的衛生部居然認為，正因為每個處方解決了不到2個人的問題，所以蒲先生的醫術沒有統計意義！
用西醫的這種機械論方法來領導、評價中醫的整體論，如同讓幼兒評價成人行為一樣，可笑復可歎。
用西醫的模式改造中醫的結果是，據估計，解放初全國大約有良醫5000名左右，到現在只剩下500名左右。
更加令人費解的是，按照衛生部頒佈的《執業醫師法》，那些沒有學歷、不懂得外語、卻長期行醫、聲望卓著的中醫師，
將得不到營業資格。
本文多次提到的王文奎大夫，嚴格地說，就沒有衛生部認可的行醫資格。
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怎麼到了醫療問題上，卻成了西醫是科學和真理的化身，有資格否定其他醫學呢？
事實上，西醫承認的只是原子論、機械論的科學，是牛頓力學時代的科學。
遺憾的是，儘管牛頓力學開創了力學新時代，但其影響卻過分擴展了。真理往前走一步便是謬誤。
自從牛頓力學誕生起，西方思想界和醫學界便沉迷在牛頓力學中。
思想界的洛克、斯密，其中一定程度上包括黑格爾和馬克思在內，都深受牛頓力學影響。
然而，牛頓力學只適合一個確定的、可逆的、機械的、可分割可孤立（原子論）的宏觀物理世界。
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事實上很快就超越了牛頓力學世界。
熱力學、化學、生物進化論、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發現打破了這個確定的、可逆的世界，帶給我們一個高度複雜的、不可逆的、
偶然性的世界。
但是西方醫學界完全與自然科學的變化相隔絕，停留在牛頓力學時代。
所以，從事系統論、控制論工作的大科學家錢學森曾經說過（大意）：西醫處於幼年時期，再有四五百年才能進入系統論，
再發展四五百年才能到中醫的整體論。
然而，儘管中醫和中國傳統文化對人體和社會的認識都可能遠遠領先於西方，
但是，近代中國被用牛頓力學思想武裝起來的堅船利炮打敗了。
本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完全可能解決中國在科學技術上的問題，
然而，由於當時中國社會被慈禧這樣的“庸醫”所統治，缺乏“中學之體”，在甲午海戰中再度失敗。
全國輿論不分“庸醫”“良醫”，拋棄了“中學”，掀起全盤西化的浪潮。
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以“中西醫難兼采”為由，“決意廢棄中醫，不用中藥”。
1929年南京政府以“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開展”為由，
通過“廢止舊醫案”。
這些舉措雖然遭到民眾的強烈反對，不得不偃旗息鼓，但是，仍然給中醫以巨大打擊。
解放後，儘管毛澤東宣導中西醫結合，但是由於衛生部基本上是西醫的一統天下，中西醫結合的結果是西醫為主結合了中醫，
使中醫淪為二等公民。
80年代後，全盤西化論再度甚囂塵上，中醫從二等公民再退而成為三等公民，甚至面臨被滅絕的危險。
實際上，真正的中西醫結合只能是“中醫為主，西醫為輔”。中醫可以防微杜漸，將絕大部分病情消滅在萌芽或成長狀態，
到病情發展到完全不可逆轉的階段，再用西醫的“暴力革命”。
至於何種病情為完全不可逆轉，則需要取決於中醫的治療水準。對於像王文奎這樣的醫師來說，肺癌晚期仍然可以逆轉。
對於技低一籌的中醫（也是良醫，但醫術水準稍低）來說，肺癌早期和中期可以逆轉。
如此，則可能形成一個以少數傑出良醫，多數普通良醫形成的中醫網路，以遠低於西醫的成本，覆蓋全國城鄉。
同病相憐，猩猩相惜。在醫學界，中醫是非主流。在經濟學界，我也是非主流。非主流的體驗是相似的。
在經濟學界，一個數學出身的經濟學博士，儘管他對經濟史一竅不通，儘管他對經濟和社會的複雜性毫無瞭解，
但他可以玩弄統計資料做模型，可以寫文章發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可以憑藉在國際刊物上發表論文的名聲對經濟政策指手劃腳，
就像一個學習分子生物學的醫學博士可以對一個病人任意處置一樣。
經濟被搞壞了，病人被治死了，他們卻是科學的化身，可以不負任何責任，他們責怪病人不是他們的典型病人。
嗚呼！不如歸去學中醫。
轉貼自：理解中醫
http://blog.pixnet.net/tcm2005/post/120314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