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法國福特萬格勒協會/大師的工作室/音樂家看福特萬格勒 (卷一)》裡收錄的一篇文章。
卡拉揚和福特萬格勒之間的恩怨情仇常常可在各種資料中讀到。這兒，我們不妨擺脫那些音樂之外的是是是非非，來看卡拉揚怎麼從音樂上看待福特萬格勒。
另外，該單元已經翻譯的其他文章如下，敬請參閱：
我聽了福特萬格勒的音樂會── 一位美國樂迷的音樂會留念
安塞美 論 福特萬格勒 和 托斯卡尼尼
福特萬格樂的錄音師——弗利德里胥·許納普 訪談錄(一)
布蘭德爾 論 福特萬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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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揚看福特萬格勒：猶疑之後的決斷 DECISIONS AFTER DOUBT
對我來說，福特萬格勒代表一個完整的世界。我接觸到他時還很年輕，大約是13 到14歲時，第一次去聽他的音樂會。自此之後在我的生涯和各種活動中，他的洞見(vision視景)一直長相左右。
例如，我記得當我擔任亞琛市音樂總監時，朋友邀請我去科隆聽福特萬格勒的音樂會，於是我去了。曲目首先是舒曼四號，接著一首序曲，最後是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福特萬格勒詮示的舒曼為我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我深受感動，而為了保有這深刻印象，我並未留下聽其餘曲目，而是直接打道回亞琛。我的朋友見到福特萬格勒時對他說：「你知道嗎，你的音樂會真精彩——那個舒曼四號⋯⋯」福特萬格勒接著回覆說：「噢，是這樣啊！所以⋯⋯柴可夫斯基就沒啥可取了？」
福特萬格勒指揮的舒曼四號所造成的印象，是這樣不可思議地強大。我記得十分清楚，第三到第四樂章間的轉調過門樂段實在龐大驚人。
這是他典型的手法：某樣東西要消逝了，接著，經過一段沈默或短暫的寧靜後便發展出新的東西。就是這些時刻，他賦予獨特的豐富表情進而獲至某種令人讚嘆的東西。我接掌柏林愛樂時的樂團首席Siegfried Borries告訴我：「你知道嗎，在這些時刻時，我們常常覺得他正在尋找一個出口，他正試圖避免不確定性而嘗試發現新的詮示之路。」
他的情況便是如此。那不是探究或發明，而是實際上的一物之消失以便另一物之存在。
「當他想要設法改變和弦時」Borries 說，「他往往投給我一個無助的眼神，於是我就著手起奏(attack/著手解決)。樂團都十分習慣於他的指揮，所以他們準確知道從哪裡接手，同時充滿感激地望著他，於是演奏順利進行。」
我們可以從這這裏看出他認為重要的是什麼，以及，歸根究底生命中最基本的狀況是什麼；那就是：經過懷疑之後的新的決斷。因此，不論在貝多芬五號的第三到第四樂章的或其他地方的轉調過門，對他來說顯然都是同一回事。
我們不可忘記，影響福特萬格勒指揮和詮示方式的人是阿瑟·尼基許 (Arthur Nikisch)。當我在拜魯特指揮期間，曾和一位名叫Linke的低音大提琴手聊了不少，他曾在尼基許手下演出。有一天我問他：「請告訴我，尼基許他魅力的秘密是什麼？」他回答說：「你知道嗎，他有一種特別的能力，不論對於獨奏者或器樂組，他都有準確的決斷和託付能力。而不論在排演還是正式演出時，他一旦站上樂團前面，會對低音大提琴或其他特別的樂器組發出『我信任你』的訊息。而這份信任馬上就感染整個樂團。」這是他神秘魅力的所在。
有一天，有人問柏林愛樂的一位樂手：「那麼，你們到底怎麼著手跟著他(指：福特萬格勒)起奏？例如，以《馬太受難曲》中一段有名的慢板樂章開頭來說？」當年的低音大提琴手Linus Wilhelm 回答道：「當向下、顫抖著的拍子傳到我的樂器組，我便著手開始——我輕輕推一下弓，這時整個樂團注意到了，於是演奏開始。」
附註與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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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引自布蘭德爾論福特萬格勒：
福特萬格勒微微後仰、傾斜著身體、伸長脖子，他面對樂團的樣子就像檢視眼前無垠浩瀚的空間。他的拍子幾乎和當今的指揮家絕然不同。他可以瞬間極為準確地進入很弱的拍子。有時，則在身體全然放鬆的狀態下，展開的雙臂搖擺下降，這時樂團必須猜測哪裡是強拍。如此產生的聲音，其巨大的強度是我從來沒聽過的。於是“ 朱彼特雷聲 ”的意象排山倒海而來：福特萬格勒在雷聲之前總是先有閃電形式的律動，使樂團的演奏稍稍落後於拍子（如果有一個明顯的拍子的話），並誘導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微微預先進入，以為渾厚響亮的聲音打下基礎。根據福特萬格勒的說法，亞瑟 · 尼基許 是唯一的指揮家，能演出天然而不著痕跡的音樂。在這方面，福特萬格勒自詡為尼基許的學生；而且相信在指揮身體上，任何肌肉的收縮變化都會在樂團的聲音中顯現出來，這就跟照相感光底片上捕捉到的複影一樣。(參閱：布蘭德爾論福特萬格勒)
**摘引維基百科上有關福特萬格勒與卡拉揚的資料：
福特萬格勒在1948年重返舞台，同時也意味著卡拉揚一直在維也納，柏林和薩爾茨堡這些音樂重鎮之前不得正門而入，加上卡拉揚身系繁忙的任務，所以他只得零星的機會與柏林愛樂樂團接觸。福特萬格勒還曾致信柏林愛樂樂團委員會：
「我只對一位同僚有異議，不錯就是卡拉揚。他在柏林與你們合作指揮，我當然無話可說。但是如果要他帶領樂隊巡迴演出，我則認為不妥。樂團與一位指揮一同出遊，無疑就是進一步合作的開端。而這種問題，不能單憑某一位指揮的票房號召力去考慮，而且要看樂團和指揮的關係如何來決定。與一些媒體的報導相反，我對卡拉揚毫無敵意，而且我怎可能會有呢？可惜的是，敵意來自他那邊。由於他的阻撓，我不能在維也納與維也納愛樂樂團一起、在已經安排好的巴赫音樂節上與合唱團演出音樂之友協會的《馬太受難曲》。而協會則聽從了他的號令，因為這等大型的巴赫音樂節要靠他才能成行。」
為EMI物色錄音人員的瓦爾特·李格兩邊都不能得罪，他曾說：
「很不幸，從1946年到福特萬格勒逝世，我一直在福特萬格勒博士和馮·卡拉揚之間當首席和事佬。在那段日子，卡拉揚奉守斯多噶派原則，低聲忍受，可成模範。就是他的密友也未曾聽得他的一句怨言。他對此作過的唯一評論就是『那位老人家是自作自受。但他倒是教會了我，要想長享尊崇，就得提攜扶持自己的同僚。』他現在正是做著他所說的。」
(參閱：維基百科卡拉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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