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月刊
《編輯力初探1.0》別冊：i'Tips
我的足跡──編輯檯上「小打小鬧」的工作小指引
011《新書月刊》與我
就個人生涯而言，80年代前後是我在出版界的活躍期，其中兩年和《新書月刊》結下一段良緣。
《新書月刊》的生與死和我難脫關係，趁此機會還原真貌。
如前所述，我接下編務純屬偶然（參閱第010則的＜按語＞）。
1983年9月中旬，在倉促中展開《新書月刊》創刊任務時，整個雜誌社只我一人，辦公室設在信義路黎明大廈靠牆搭建的違建傳達室內，約4坪大小（相當於13平方公尺），放了兩張辦公桌和幾張椅子，幾乎沒留下太多空間，拉一條電話線，就開工了。雖然室內裝了一台小型舊式冷氣機，出大太陽的日子，仍揮汗如雨。我在這裡待了一年多，才移到金山南路（寶宮戲院對面），有了像樣的辦公室。
為了趕在十月一日（最後出版期限）準時出刊，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粗略「定型」＊註1，然後發動熟識的作家共襄盛舉，幾乎所有能夠運用的人脈全用上了。有的朋友把手邊的稿件先寄來應急，有的連夜趕寫，稿子一到，立刻找來熟悉的印刷廠發送檢排。
創刊號封面委由初識的陳耀程相助。他畢業於師大美術系，在廣告界是響叮噹的高手，他利用攝影技巧，把整疊書籍在燈光投射下所形成的反差，拍攝出極具現代感的構圖，非常前衛。可惜他身屬的廣告公司工作繁重，只能義務性救急，而無法替《新書月刊》規劃系列設計，建立獨特風格。
內文完稿則動用了知名的美術設計家劉開夫婦和他們的朋友，利用假日相聚在劉開家通宵達旦趕工，天亮即送廠付印，半刻都不容耽擱。
創刊半年之後，雜誌漸漸上了軌道，增聘了編輯張雪螢，我們「兩人組」合作過一段時間（版權頁上洋洋灑灑一大串，出版顧問12人、正〔副〕社長各1、編輯顧問8人、總經理等等，那是老闆的公關以及壯聲勢用的）。當時，我既已兌現諾言，便懇求師父（劉紹唐，1921～2000，《傳記文學》創辦人，《新書月刊》的老闆，「師父」是他在台灣文化界的尊稱）安排接替人手，他始終顧左右而言它，從無下文。我像被綁票似的，難以脫身。直到母親病重，家裡開支陡增，而我在《新書月刊》領取的薪資只有我上個工作的一半，扣除租屋、生活費、交際費、交通費後，所剩無幾。所以當「時報出版公司」總經理張武順以三倍薪資約聘時，再也無力拒絕。師父看透我有難捨之心，再三警告「你走，我關」，希望我「迷途知返」，但現實是殘酷的，我不得不表明心跡，師父決定「停刊」，要求我親手結束存活兩年的雜誌。後來，有很多傳言穿鑿附會，都太離譜了。＊註2
由於《新書月刊》是每期約二十家不同的出版社共同以廣告方式（以6或12月為一期，每月5.000元）支持，兩年來的收支接近打平，算是一個奇蹟。如今很難在出版界找到像師父那樣受人尊崇、信賴、有號召力的理想家了。
那段時光，工作機會圍繞四周，誘惑不斷，可以一提的有：師父老友卜少夫，曾邀我去香港《新聞天地》幫忙、「聯經」的劉國老（劉國瑞）則希望我攜帶《新書月刊》加入他們的陣營、《文星雜誌》蕭孟能曾有接觸、陳曉林剛成立「風雲時代出版社」，探詢彼此合作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我覺得受寵若驚。
主編《新書月刊》這段日子裡，我又積累了一些經驗。
策劃《新書月刊》的內容時，第一時間考慮的問題是：過去的讀書雜誌那種編輯方式應該持續嗎？若有不同考量，怎麼區隔？為什麼？
我曾在知名的《書評書目》（1972～1981）工作過＊註3，在總編輯隱地的指導下，開啟了我雜誌編輯生涯。《書評書目》在文化界已經有了定評，隱地離職以後，更替了不少位主編，卻再也喚不回隱地時代的榮耀。此時此刻，籌劃一本新的、關於書與出版的雜誌，若想追隨隱地的風格，重建他的輝煌，顯然不是智慧的抉擇；而且，快速變化的社會也回不去那個時代的立足點了。很明顯的，隱地和《書評書目》是一種不容被替代和超越的「時代象徵」。
既然理順其中道理，接下來《新書月刊》該怎麼編？
我當時是這樣想的：首在避開「可比較性」。意思是說，儘可能不讓《新書月刊》去和《書評書目》相提並論。它們雖然都跟書與出版相關，但時空均異，懷抱不同，自應各有各的編輯方針。
《書評書目》初創的那個年代（1972），唯文學是尚，出版核心是散文、小說與詩，其它範疇的出版物都非常邊緣；《新書月刊》創刊時（1983），書市板塊有了變化，所謂「純文學」在意識上仍佔有主流地位，但已經一天比一天削弱，通俗化與各類學科的應用知識範疇蓬勃發展，開始步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階段，越來越顯熱鬧。
在當時，對於文學之外的讀物，我和周邊大多數人一樣，甚少涉獵，要是早些學習到類似管理學家麥可．波特（Michael E.Porter）所提出如何擁有競爭優勢的觀念，就可少走很多冤枉路（他說，良好的經營策略「必得自產業著手：你無法只專注在自己做什麼，而不關心你競爭所在的整個產業」。要想達成願望，需要擁有能夠孕生一個獨特的競爭策略的能力）＊註4。可惜我太淺薄，認知不足，只做了非常初級的變革。
第一個改變，決定從雜誌形式下手，走16開本，平版印刷（《書評書目》是25開本，活版印刷）。早年，通行的活版印刷是將一個個鉛字組成一塊塊標準版面付印，版面變化有限，添加任何圖案，就得做成鋅版，不但麻煩，也加重了成本；平版則是將鉛字排版後，先打清樣，再由美編剪拼出版面，可自由設計各種變化，更重要的是靈活調配稿件，而於最終落版時，多了內容組合的彈性。
其次，是定位問題。《新書月刊》既然有那麼多贊助單位，它的存在當以「服務」為介面，調和業界、讀者和編者理念三者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如何在委婉、曲折中堅定走向，做出雜誌風格。
三是稿源設計，採取寬鬆、開放、自由、包容的原則。《新書月刊》必須是公共論壇，不是老闆的、不是出資人的、更不是主編的。
四是強化新聞性，掌握出版脈動。雖然是月刊，仍應適時反應讀者與業界關心的事。同時，也有扮演業界喉舌的功能。
五是納入更多企劃稿件，創製話題。
六是增強可讀性，擴大利基。
最後，是設法在上述基礎上，讓人發現《新書月刊》的被利用價值。
在一期接一期出刊中，我約略學到如何運用雜誌的獨特性，站上業界的制高點，擴大影響力，借用現在流行的術語來說，即在不增多開銷的前提下，創造它的「附加價值」。
「附加價值」可以有很多詮釋，最容易見效的是辦活動。譬如說，第四期舉辦的＜年度十大新聞＞暨＜年度最具影響力的書＞遴選活動，就讓《新書月刊》培育超出實質的潛在力量，並且成為出版界的新傳統，一直到今天依然沒有偏廢。
萌生這樣的觀念，有個源頭。年輕的時候，曾讀《拿破崙傳》，書裡有一段描述讓我念念難忘。
有次，拿破崙拿起一枚勳章跟身邊的親信說：
「它原本只是一塊廢鐵，打造成勳章之後，價值立刻難以估算。多少法國子民為了它，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為什麼？因為它已化身為『榮譽』。」
因此，我們能不能運用「正面的力量」＊註5創製「榮譽」──同時創製可提昇自己位階的角色身份，當是一項重大使命。這也屬於經營「影響力」與「注意力」的策略能力之一。
舉最近一個有關新加坡的例子，就可了解附加價值中，「正面的力量」無遠弗屆。
城市國家新加坡雖只有彈丸之地，但她從不低估自己，努力提昇在世界上的能見度。猶如她創設兩年一度的「李光耀世界城市獎」，今年將「城市改造獎」頒給了紐約市。3月22日，紐約市長彭博親赴新加坡，代表紐約市領獎＊註6。這一則新聞和彭博市長的演講立即傳遍世界，也因此替新加坡搏得更高的聲譽，真是一次漂亮的國家形象出擊。
由此可知，生命誠可貴，榮譽價更高──如何善用「正面的力量」，使我們成為「分配者」。請別小看區區一枚獎牌，其中蘊藏著極為可觀的能量。台灣雜誌界都非常熟練這類操作，類似主題終年不斷，彼此抄襲，已少有創意，可惜了。
但有頭腦的編者，能從中發明新意嗎？
我在《新書月刊》時期，和「金石堂書店」副總陳斌往來密切，也因此和這家書店建立非常獨特的關係。每月月初的「新書發表會」，就是借用他們書店的場所舉辦。《新書月刊》停刊後，＜年度十大新聞＞暨＜年度最具影響力的書＞活動移至「金石堂書店」，另又增添了「年度風雲人物」、「最佳封面設計」……等項目，繼續發揚光大。
「金石堂書店」是台灣最早、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連鎖書店，分店遍佈全省，高峰時，達二十多家。領導人周正剛非常開明，喜歡接受挑戰，他們舉辦這項年度遴選活動，創新了書店的價值──書店不再僅僅是販售書籍、賺取價差的場所了。
《新書月刊》出刊期間，資源匱乏，常處於一人編輯狀態，全靠朋友不計酬勞相助，才能準時出刊，因此需要感謝的人甚多。
在美編方面，除了劉開夫婦，還有黃清在、王玉靜，他們的名字從未在版權頁出現過；採編方面，陳銘磻、董雲霞和鄭林鐘貢獻極大。其它如李南衡的專欄「馬兒集」與「胡言胡語」，既博學又幽默，贏得所有人的心，皇冠還將「馬兒集」結集成書；麥高的「美國出版拾零」也深受歡迎；何偉傑的「譯林信步」，把雜誌水平提高到專業高階；賴明珠引薦了「村上春樹的世界」，台灣第一次品味到村上春樹的奇異風格；林訓民的「雜誌經營奧秘」令人驚喜；隱地時常毫不吝嗇他的鼓勵，當「龍應台專欄」出現時，立刻預約她的評論集……。其他以稿件相助的知名作家與學者，包括了劉紹銘、馬森、周質平、葛浩文、黃明堅、吳潛誠、亮軒、王岫、陳曉林、張大春、季紅、徐進夫、張錯、莊永明、東年、思果、尉天驄、羅珞珈、席慕蓉、曹永洋、劉兆祐、劉克襄、許薌君、李喬、應鳳凰、關關、陳豫、黃美序、沙永玲、林景淵、鐘麗慧、袁則難、簡宛、陳明順、蘇拾平、張典婉、沈怡、蔡珠兒……等，太多太多了。
為了貼近社會脈動，在詹宏志協助下，特別企劃的「激盪」專欄，先後做了羅大佑的專訪、新電影的檢討以及新興劇場介紹，第19期的封面故事＜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引起很大回響。
《新書月刊》從第三期起，「封面」以「人物」為主訴。後期發展出「自己訪問自己」的模式，非常成功。龍應台曾化名「胡美麗」，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開闢專欄，一般讀者當然不知此中微妙，讓胡美麗訪問龍應台，果然與眾不同；施淑端訪問李昂，也讀來過癮。
長篇連載的《愛土地的人；黃春明前傳》的創作形式，使《新書月刊》發表園地有了更多元的嘗試。劉春城的文筆好，又是面對面親訪，故事性極強，既叫好，又叫座，得此佳作，我們深感與有榮焉。
這期間也發生過意想不到的事，《新書月刊》居然做了一次小小的國民外交。老友王壽來（現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局長」）派駐南非大使館期間，曾將南非短篇小說大師海曼．查理士．柏斯曼（Herman Charles Bosman；1905-1951）＊註7的作品迻譯成中文，我知道以後立刻爭取到兩篇小說＜山楂樹下＞與＜歸於塵土＞刊出，還商請陳耀程精心配圖，果然一如所料，廣獲好評。
不久，南非Universiteitvan Pretoria大學副校長來台訪問，安排到中興大學參觀，餐敘時內人與他同桌，向他展示柏斯曼作品譯成中文的成果（陳耀程的插圖增色不少）。副校長開心極了，立刻索取那兩期《新書月刊》留作紀念。
隔了一個多月，他透過外交部送了一部非常厚重、由他親筆簽名的精裝本《柏斯曼作品集》，這本書迄今仍在書架上。
長期閱讀《新書月刊》的讀者，必定會感覺到我們對「可讀性」的追求，不遺餘力。「俗」與「雅」那兩隻兔子，一隻也不能放棄。
雜誌界曾有人戲謔地把編輯粗分兩類：一是「高」人一等的編輯，他們讀書破萬卷，常懷千歲憂，想以文字引渡眾生；一是「低」人一等的編輯，了解自己的細弱，唯銷售量為尊，從不做反市場的操作。那麼，像我們這類不高不低的普通編輯，怎麼存活？我以為《新書月刊》就是在夾縫中的嘗試，雖算不上成功，但畢竟努力過了。此、彼兩難之間，確有取捨的困境，擇此或擇彼，都會帶來不同的負荷，成敗與榮辱之間，全賴於個人的機遇與慧根了。
不久前，《天下雜誌》報導了一則有趣的軼事：
「在亞馬遜，貝佐斯有個外號『空椅子』（empty chair）。
因為開會時，他一定會留一張空椅子給『顧客』，
並且不厭其煩地提醒出席者：
這空椅子上坐的『他』，是會議室中最重要的人。」＊註8
書、刊的「讀者」算不算是「顧客」？能不能或該不該把商業經營理論與模式置入文化事業思考？這種看法，常被認作純淨的文化園地被商業思維污染的肇因；顯然的，兩端不同的聲音，很難形成交集，歸根究柢，不如各擁信念，堅持到底吧！
三十多年如雲煙一般，散去了。
現在再看那時候的環境，頓生不堪回首之歎！
如今的出版/雜誌界，早已遠離襁褓，飄上了雲端。記錄這些不成熟的泛泛之見，猶似走在歷史的灰暗隧道，內心充滿無力感，正因為一事無成，懇請大家以寬容的胸襟，看待這些敘述吧。（寫於201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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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關於「型」，我寫了＜型的打造＞，收為《實作編輯心法練習簿》第16信，請參考。
＊註2：離開《新書月刊》的決定，並不容易下達，我在那兒畢竟從無到有，灌溉了兩年心血。有些朋友力勸我收起不羈之心，以此為家，認真經營，似是安身立命的最佳歸宿，但我再三細思，還是認同師父「結束」的決定。以我現在的思維來看，當時的我不懂行銷和雜誌經營，只是用純文人觀點辦它，只要它的聚資方式稍有變更，絕無機會生存。這些道理，直到我在遠流工作後期才真正想通，我把領悟所得，寫在《編輯力初探1.0》了。有興趣的讀友，請看第21信＜出版界需不需要一本讀書雜誌？／《iREAD．讀冊1週報》發想＞、第22信＜我們需要怎樣的讀書雜誌？／《iREAD》說帖示意＞、第36信＜尋找「新通路」：《讀書雜誌》的機會來了！＞。不同時空，形成的觀念落差竟然如此之大。我認為，我現在的觀點更切合網路時代的複雜性，而且時機仍在，可以一搏。
＊註3：我和《書評書目》曾經有一段不足與外人道的往事。很少人知道我2進2出，擔任過它的總編──只短短1天半。
整個事件的過程，頗富戲劇性。
1980年，隱地那時已離開《書評書目》多年，他的「爾雅出版社」經營的非常成功。有天我接到他電話，他代為《書評書目》負責人簡靜惠女士詢問，有無意願接掌雜誌編務。後來，我才知是簡女士對隱地離開後的《書評書目》編務並不滿意，亟思改革，換了幾任編者，都難有突破，她找到隱地商量，最後在隱地推薦下，簡女士同意邀我回去掌舵。我們三人曾相約在台北市博愛路某家咖啡店詳談細節。
正式上班那一天，是某月一日，剛好是星期五，傍晚下班前，簡女士交代秘書通知，週六上午九時召開幹部會議。
第二天開會，簡女士說明會議的目的，想重組《書評書目》編輯部，希望採用「輪編方式」共同承擔編輯責任，願意聽聽大家的意見。當時在座的與會人員，除了簡和我，還有張伯權、王鴻仁及楊添源三人。
一時之間，沒人出聲。這突來的變化，讓我大吃一驚，因為完全推翻了原先的承諾。
我內心深感憤怒。然而，從後續事態的發展中，我終於了解，其他與會人員事先都知道這次會議的目的，只有我被矇在鼓裡。
我明白此地已不宜久留，遂壓下怒火，只花了幾秒鐘就做出決定，欣然同意這「明智的」建議，我起身鞠躬，誠懇致歉，表明自己並沒做好準備，所以，輪編是最佳的良性競爭模式，讓大家都有機會一展長才。
在座的人，沒料到預期中的反彈居然沒有出現，會議氣氛立即熱絡起來。
我熱心地參與「輪編制度」的全程討論，達成的結論，可說皆大歡喜，連「輪值表」都排定好了（我是最後一棒），只花了一個小時，會就開完了。
在80年代，週六仍需上半天班，到中午下班時，我一如往常，禮貌地向大家道別。
翌日，我在台中家裡，撥打電話跟隱地說明原委，並請他轉告簡女士，謝謝她給我這樣好的機會，但我自忖才疏學淺，讓她失望，所以從下星期一起，我不會出現在《書評書目》辦公室了。
很久以後我才聽說，因她剛得到全國性的重要殊榮，有人提醒她若是隨便找人主持編務，只怕搞砸了雜誌，也拖累了名聲。
經過30多年後再來看這段往事，我相信是我的錯，我應當反省為什麼無法讓人肯定自己的能力；不過，我也還挺佩服自己能急流勇退，也恰好避開一次尷尬──若編不出眾人期待中收支有盈餘的《書評書目》，到那時再被掃地出門，可就糗大了。《書評書目》雖有「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全力支持，仍不敵市場律則，虧損繼續擴大，一年以後宣佈停刊，留給文壇無限懷念。
＊註4：請參閱《實作編輯心法練習簿》第14信＜策略力/「編輯2.0世代」必備的企劃能力之七＞。
＊註5：我深受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的影響，認為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理解了「正面的力量」，請參閱《實作編輯心法練習簿》第8信＜關於「學習」＞
＊註6：引自《天下雜誌》（第494期/2012/4/4出刊）＜紐約市長彭博：城市要用什麼吸引人才？＞吳怡靜整理，p.22-24）
＊註7：王壽來說，柏斯曼是南非近代最有才華、最令人懷念的小說家，他的《馬非金之路》已公認為南非文學的經典。
＊註8：引自《天下雜誌》（第495期/2012/4/18出刊）＜「性價比」最高的CEO＞/辜樹仁，p.154-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