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就有塗鴉，沒有什麼稀奇。所以當這個新形式塗鴉出現的時候，除了塗鴉者及其同儕之外，並沒有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它的特殊之處，在於走出原來鄰里社區的牆面，將整個都市都當成簽名的地方。有的人不知道名字和數字代表的意思，還以為是恐怖份子的暗號。紐約時報有關TAKI 183的報導才解除了他們的疑慮。1972年2月紐約時報關於塗鴉使得地下鐵的維護困難的報導，才開始將塗鴉視為是問題。此報導將塗鴉視為傳染病，給人使用納稅錢來清除塗鴉的警訊。訪問地鐵局、心理學家、顏料公司、塗鴉學者，但是就是沒有訪問塗鴉者。然而writing不是graffiti，就像廣告、壁畫、招牌不是塗鴉一樣。兩個星期之後，紐約時報出現第一篇關於塗鴉的社論，帶著關切、嘲諷、有父權的語氣。說千年以後的考古學家如果看到今天的塗鴉會怎麼想？呼應心理學家所說，塗鴉者想把自己的認同強加到別人身上。但是又說塗鴉無法避免，地鐵局不妨乾脆提供免費的筆和顏料讓他們盡興的塗。可是這種比較容忍、人性的想法，卻從此沒有在社論中出現。後來的社論比較跟地鐵局與家庭法院站在同一條陣線。同時，文化界人士，則認為塗鴉是不是都市問題還有待討論，並將塗鴉視為文化資產與藝術。
市議會提議「向塗鴉宣戰」，以地球日為樣版每月有一天為反塗鴉日。議長認為塗鴉污染人的眼睛與心靈，是最壞的一種污染形式。雖然反塗鴉日並沒有得到認真討論，但是「戰爭」的軍事威脅的意象卻成為後來反塗鴉敘述的主調。都市遭受一群野蠻、原始的外來者攻擊而不知如何防禦。市府人員建議修法，如果在公共空間中攜帶已經打開的噴漆罐或奇異筆則要罰100美金、六個月有期徒刑或兩者都罰。議會則再增加規定，限制購買人的年齡，並且商店每月要提出購買人的姓名與地址的報告。後來只通過公開持有的那條規定。接著市長就成立反塗鴉的專案小組。另外也尋求技術解決方式，例如地鐵車廂的塗漆，讓顏料不容易畫上去，或者更好的溶劑。有人則責怪顏料和筆太便宜且太容易取得是問題的根源。他們忽略去瞭解青少年的動機，以及將青少年當成完整的人，卻尋求非人的技術性解決方式。政府並且找廠商，一方面研發新的塗料、溶劑、顏料和筆(容易清除)，一方面控制與限制顏料與奇異筆的交易(或不容易讓人偷)。
地鐵局和紐約時報的文章或論點很少提及塗鴉的美學。一直到紐約時報的藝評撰稿者不太情願地承認塗鴉確實改善一些合法的壁畫，讓它變得更有活力、與時空的關係較緊密。另一位撰稿者，也是建築教授，則將塗鴉推到藝術層次，與Pollock的畫比起來，塗鴉比藝術更真實。UGA替塗鴉者辦畫展，但是並沒有改變市民的美學價值。而Martinez關心的其實是從社工的角度，而非其美學價值。
紐約時報在1972年曾經發表四篇反塗鴉的社論，以後的70年代就只有一篇社論與塗鴉有關，批評警局在停車場使用攻擊狗，認為他們應該先把地下鐵的營運水準改善再說。1972年到1974年間刊載了近120篇報導以及投書，此後五年只有不到20篇。事實上比塗鴉更嚴重的都市問題不知凡幾。雖然找到塗鴉者來訪問並不困難，但是紐約時報在1970年代只訪問塗鴉者三次。第一次是TAKI 183，第二次是UGA開畫展，第三次是ALI藉由他之口告訴其他青少年不要塗鴉。ALI的態度有點曖昧，一方面說塗鴉是藝術，另一方面又要其他人不要參與塗鴉。反塗鴉聯盟關心財產受到保護，更甚於讓塗鴉者有一個安全的塗鴉環境。
1977年左右有一個全套的對塗鴉展開攻擊的策略，一是vandal squad由警察組成的小組，一是清洗車的裝備。塗鴉者到底有多少，有一次警察說不到四百人，故意說的少，表示他們是一小群壞人；但是要誇耀其逮捕成效的時候，又說逮捕了三千人。1977年之後，有幾千人遭逮捕。警察會給塗鴉者各種威脅，塗鴉者不怕被逮，反而怕被揍。警察沒收其筆記本，從中獲取資訊，又利用其間之衝突，要塗鴉者當線民密告其他人。當時有一個惡名昭彰的團體叫做THE CROSS OUT (TCO)到處劃掉塗鴉，他們懷疑這就是警察vandal squad幹的。有一個塗鴉寫道：to the boys in blue, catch me if you can來跟警察挑釁。
另一個發展則是尋求科技的解決方法。溶劑太強的時候，不只是把塗鴉洗掉，也破壞了車體。而且可能有毒，影響工作人員的健康。如果沒有把塗鴉清洗乾淨，其實看起來更糟，然而地鐵局寧願髒也還是要清洗，所以為了乾淨這個理由，就不攻自破。清洗確實破壞了塗鴉者的名聲經濟學，讓塗鴉者覺得划不來、沮喪，阻退了投入不深的塗鴉者。然而清洗同時也提供新的空白畫布供塗鴉者塗鴉。所以無論是否有人再塗，其實都沒有達到美化的效果。Buff讓throw-ups興起。另外，塗鴉者不知道究竟哪輛車會開去清洗。如果精心的畫作不一定會帶來尊敬與名聲，那飽和（也就是講究塗鴉的量，而不是風格）就會又成為塗鴉者追求的目標。Throw-ups導致塗鴉的衰敗，因為有更多大師的作品遭蓋過。清洗縮短了塗鴉者的塗鴉壽命，因為在一個較沒有壓力的環境下，也許他會較有生產力。同時警察也破壞塗鴉板凳（writers’ benches，就是塗鴉者聚集之地鐵站），警察會去那裡盤查、詢問、驅離甚至恐嚇。
70年代晚期紐約全州有我愛紐約活動，來挑戰美國對於紐約的壞名聲。不過時代雜誌說：如果紐約的士氣比以前好，那是因為很多痛恨紐約的人都搬走的緣故。當紐約市每天都有人燒房子、公共服務經費短缺、沒有維護、財政危機、貧窮問題、中輟學生多的時候，卻以環境的外貌（appearance）作為這些問題的原因。其說法是，雖然塗鴉是小罪，但是紐約連這點小問題都無法解決，這顯然是市府無能的象徵 (結果塗鴉成為都市問題的代罪羔羊) 。政府援引兩名犯罪學者於82年提出破窗理論，關注社會問題的表象，認為社會問題的根源在於外觀或美學。結果社區問題不在於失業、資源分配不公、地位不平等、或其他結構問題，而在於沒有受到管理的外觀。因此，外觀的尋求改變就取代了實質的改變，成為企圖解決問題的方法。
第二次向塗鴉宣戰，走出治療模式，將塗鴉描繪成為可怕的威脅，如果認為塗鴉是藝術則是不負責任的想法。塗鴉是都市失去控制的表徵。除了村聲（Village Voice）之外，1980年代很少有聲援塗鴉的聲音出現。第一次宣戰的時候，紐約時報的投書還是支持與反對參半，80年代則只有一篇支持的投書。反塗鴉聯盟的人在報上找到發表言論的舞台，但是包裝成為新聞，報紙還是很少去訪談塗鴉者，如果有，也是偏頗的報導，強化病態的觀感。反塗鴉聯盟運用明星製作各種反塗鴉的海報，但是充滿了訓誡的口吻，結果只是傳達市府反塗鴉的決心給一般市民，卻無法吸引塗鴉者。反塗鴉運動挑戰塗鴉者為什麼不追求比較具有建設性，而要用破壞性的自我表達，但是卻又沒有提出任何幫助塗鴉者建設性自我表達的建議。然後把都市問題，包括經濟衰退的問題，都歸罪給塗鴉。除了海報，反塗鴉聯盟還有小冊子、電視、訪談等，但是成效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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