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追求與逃避—
讀村上春樹的《約束的場所》.上
◎楊照 (原載於自由時報 副刊)
畢竟，村上春樹之所以脫離小說家的身分，陸續去採訪沙林毒事件的受害者及奧姆教徒，不正是因為日本的媒體、知識界，找不到「地對地」的觀點？
一九九五年三月，日本東京爆發驚人的「地下鐵沙林毒事件」，整整兩年後，村上春樹採訪了六十二位受害者，排比他們的證言，出版了《地下鐵事件》。完成《地下鐵事件》後，村上春樹接著又進行了對事件凶手——奧姆教的採訪，一共訪問了八位曾經加入奧姆教團的人，把他們的自白描述，也編集起來，就成了這本《約束的場所》。
從形式上看，我們可能會對這本書做出兩個重要的預設判斷。第一是這樣一本書，它的內容主軸是對奧姆教的認識與理解。奧姆教的存在與運作，是個既存的事實，尤其村上春樹採取了忠實記錄這些奧姆教徒思想、意見的方式，在這裡面，既沒有了可供小說家虛構揮灑的空間，也沒有了小說家介入參與改造內容的機會，所以這樣一本書，我們可能最難找到村上春樹的個人色彩。對於那些因為著迷於村上春樹獨特文字風格及神祕憊懶世界觀人生觀的讀者們，尤其是不在東京不在日本沒有親歷過地下鐵事件衝擊的台灣讀者，恐怕很難對這本書產生強烈、緊密的認同。
第二項判斷則是從前一本《地下鐵事件》延續下來，我們預期這本書裡的村上會節制自抑地扮演聆聽者與記錄者的角色，而盡職的聆聽與記錄，前提條件就是必須懸止自己的價值批判。我們會以為：村上將讓奧姆教徒自己發言，村上不表明也不發展自己對他們所作所為的看法。
從淺層表面看，這兩項判斷不能算錯。村上春樹在〈前言〉裡，就很誠懇地說：「我的工作是聽取人們的談話，將所談的話盡可能化為容易閱讀的文章。」「深入去分析對方精神的細部，乃至對他們立場的倫理，或理論的正當性加以種種評斷，並不是這次採訪的目的。有關更深入的宗教論點，或社會意義的追究，我希望能在別的地方由各個領域的專家去評論。那樣應該會比較確實。和這成為一種對比，我在這裡想要試著提出的，畢竟是從『地對地』觀點所看到的他們的姿態。」
換句話說，村上小心翼翼地不讓自己擺出高人一等的姿態。不讓自己流露出「你們怎麼會那麼壞那麼邪惡」的高姿態；也不讓自己流露出「你們怎麼那麼笨那麼蠢，如此荒謬的事竟然也會相信」的高姿態。不管是哪一種高姿態，無疑都會喪失「地對地」的視角，也就看不到村上想要揭露的奧姆教的真相了。
畢竟，村上春樹之所以脫離小說家的身分，陸續去採訪沙林毒事件的受害者及奧姆教徒，不正是因為日本的媒體、知識界，找不到「地對地」的觀點？在重大事件產生的迫切感影響下，在習慣性的傲慢態度支配下，別人都在還沒弄清楚事實、感受之前，就先急著要解釋要評斷了。村上對這樣的現象深感困惑與不滿。
不管在《地下鐵事件》或是《約束的場所》書裡，我們都看到過受訪者表示：「像今天這樣能好好聽我們說話的採訪，以前就從來沒有過。」證明了村上春樹的確認真做到了「地對地」的謙虛體諒的承諾，要不然也不可能從受害者與奧姆教徒那裡，挖掘出那麼多深入而深刻的內容。
不過藏在這樣表層底下，在《約束的場所》中被彰顯出來，大放異采，進而改變了整本書性質與意義的，是這種「地對地」角度的另外一種可能性。
當村上春樹以「地對地」的態度平等接近這些奧姆教徒時，他得到了一個一般日本人幾乎不可能具備的問題意識。其他人在面對奧姆教徒恐怖而邪惡的罪行時，基本反應除了由上而下道德位階的輕視與鄙薄之外，就是設定這群人和自己的純然異質性。大部分的日本人無法接受奧姆教徒在麻原彰晃指使下到地下鐵散放沙林毒濫殺濫傷無辜的罪責，因而連帶覺得如果發現這些人和自己竟然有任何相似雷同的地方，彷彿自己的生命都會被那不可原諒不可逼視的邪惡所污染侮辱了。
所以他們看這些人，只會看到和自己最不一樣的部分，壞的部分。用這種眼光看去，為了保護自己不致於被牽連被污染，奧姆教徒非得是一群怪物不可。
然而從「地對地」出發的村上春樹，卻很快感受、並且承認了自己與這些奧姆教徒們的相似處、相通處。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和他們促膝交談之間，不得不深深感覺到小說家寫小說這種行為，和他們希求於宗教的行為之間，有一種難以消除的類似共同點存在。其中有非常相似的東西。這確實是真的。」
這是個了不起的突破。村上春樹竟然在奧姆教徒，這些其他的日本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怪物身上，看到和自己的相似性。而且相似的源頭，不是任何瑣碎無聊的行為，是雙方都視為生命當中意義創造的核心力量——奧姆教徒的宗教追求，以及村上春樹的小說寫作。
從這個突破開始，《約束的場所》於是有了一個潛藏貫串在各章零星生命故事底下的主題主調。更重要的，村上春樹先承認了自己與他們的相同處，反而才能準確地察覺出，自己和他們最關鍵的歧異點。
村上春樹發現：自己和這些奧姆教教徒，同樣感受到與日本這個高度集體化社會，如此格格不入。日本，尤其是以前的日本，存在著強大的「多數機制」，用各種顯性或隱性的獎懲手段，逼迫在那個社會裡成長的個人，接受多數價值、多數意見。「多數機制」強大罩頂的情況下，可以想見，作為「少數」，不願或無法融入多數群體的人，命運就很淒慘、坎坷了。
在奧姆教徒身上，村上春樹看到了自己青春期與社會「多數機制」衝突、齟齬的過去。這當然得要歸功於村上認真執行了「地對地」的採訪原則，以及他作為小說家對個體的尊重與好奇，他總是先從受訪者的身世背景耐心問起，才能發掘出別人和「多數機制」的不愉快經驗。
村上顯然認為，奧姆教徒會出家投身在教團裡，一個重要因素是他們的自我，無法在既有的家庭、社會組構下獲得伸張。奧姆教徒們在教團裡找到的，對他們具有最大吸引力的，就是他們遇見了其他同樣不能忍受、不能適應「多數機制」的人。原本在「多數機制」逼擠下，覺得自己如此孤單，必須孤伶伶忍耐周遭歧視、指責的眼光，而且幾乎相信了自己是怪物，無法融入多數都是自己的過錯，這樣的人竟然有機會遇到其他「夥伴」，心理上的溫暖與解放，可想而知。
當村上說：「小說家寫小說這種行為，和他們希求於宗教的行為之間，有一種難以消除的類似共同點存在」時，他也就揭示了他自己小說經驗的主要核心。小說之於村上，也是一種逃避與追尋，逃避與追尋的辯證統一。追尋真實自我可以發揮發展的機會，也就意謂著必須逃離日本教育體制以及日本集體社會價值的控制。突然之間，我們更清楚明瞭了：剛出道剛成名的那幾年，村上春樹為什麼反覆地強調，他幾乎不曾受到日本文學、尤其小說傳統的影響，他對這個傳統極度陌生；我們也更清楚明瞭了：為什麼有很多年村上一直拒絕被視為「很日本」的作家，也對別人在他作品裡看到找到的「日本性」，表示高度懷疑與保留。
村上的文學路數，的確是取徑歐美。他對於歐美文學典故的熟悉程度，遠高過任何日本事物。他流暢進出西方名詞的風格，編造出了一種獨特的異國情調，也就構成了早期作品風靡日本的主要條件。然而在《約束的場所》裡，村上春樹才進一步檢討、揭露藏在這種風格背後的存在性理由：他是為了擺脫日本集體性才遁入小說閱讀與寫作的世界，難怪會對牽扯到日本的質素，如此避之惟恐不及。換言之，如果小說還寫出了「日本味道」的話，對村上而言，就成了最大的失敗與挫折，表示必須要靠拒斥逃避日本多數價值才會浮現的村上自我，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這一點，挑戰、改變了我們前面提到的第一個形式評斷。《約束的場所》以奧姆教徒為主角，卻意外地表露了最多村上春樹性格與寫作的內在線索。
《約束的場所》揭露的還不只這些。正因為也經歷了同樣受拘束受壓迫到急於撞出自我與自由的生命過程，村上春樹無可避免察覺到這些奧姆教徒的巨大矛盾。在訪問狩野浩之時，村上說：「因為我是小說家，所以跟你相反，我認為無法測定的東西是最重要的。」訪問稻葉光治時，村上講得更明白了：「我想知道的是，在奧姆真理教這個宗教的教義中所謂自己到底是設定在什麼樣的位置？在修行中到底把自己託付給師父到什麼程度，在什麼範圍內是由自己個人在管理的？我跟你們談過話之後，這方面還沒有弄得很清楚。」
比對書中其他內容，我們可以感受到，「這方面」是不可能弄得清楚的，因為整個奧姆教最大的問題，至少從村上的角度看，就出在這裡。
這些人來到奧姆教團，原本是為了要尋找自我，伸張他們在世間「多數機制」下沒有辦法開拓的自由。可是一旦進入奧姆教團裡，他們卻服從於教主麻原彰晃的意志下，一切聽從教主的，反而更沒有自我與自由。這的確是個最大的矛盾。
如何解釋這個矛盾的產生與維持存在？村上春樹雖然沒有明講，我們倒不難從書裡的八篇告白裡，得到答案。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