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學生時代閱讀俄羅斯作家，最覺得辛苦的就是俄國人冗長又聱牙的名字。而那些小說就像蘇聯的領土一樣遼闊而漫長，森冷沉重，行進的節奏也是滯重緩慢，稍不留意，就不知去向。尤其是那些難記的姓氏，常讓我搞不清誰是誰。從去年開始，陸陸續續閱讀史大林三零年代進行「肅反」的史料，我又遇見了同樣的問題，那些笨重的名字剛開始就像個謎團，像個層層連結包裹的線球，我煞費苦心抽絲剝繭為這些謎題解套，總算有了點頭緒。俄國人是個複雜深刻的民族，而這塊土地上的文化與政治，也經常是劇烈起伏、趨於極端，難怪搞革命的人層出不窮。這是塊神秘而痛苦的土地。
二十世紀的三零年代，對許多國家和民族而言，都是極端陰暗的年代。中國人受日本侵略屠殺，納粹登上政壇舞台、發動戰爭，美國正處於經濟蕭條的動盪，蘇聯人則在肅反清洗下經受水火。也是在三零年代，不少美國人因為經濟恐慌紛紛移民到蘇聯，西方不少知名的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在蘇聯的「成果」〈其實是宣傳造成的假象〉，充滿熱烈憧憬，許多人相繼訪問這個紅色政權，無論是因應潮流或進行探索，抵達了共產帝國之後他們才認識真情，有所省悟。發現真相無疑是個痛苦的歷程，安德列‧紀德（Andre Gide）就是顯著的一位。
羅曼羅蘭和紀德在三零年代先後訪蘇，也都寫下訪蘇的印象，儘管羅蘭批評紀德的觀點，認為紀德有惡意，其實他們的觀察仍有相似之處，但他自己卻沒有立刻發表日記，反倒選擇保持沉默五十年。這次讀羅蘭的《莫斯科日記》，也透過研究者的考證，我才理解他選擇沉默，另有隱藏的原因。
其實，羅曼羅蘭返回之後，極想立刻發表他的觀察。雖然當時他有不少痛苦的發現，但仍對蘇聯保持了忠誠與期盼。日記中呈現的熱情，難免使他失去真確的判斷，不若紀德相對的客觀，常能點出表面錯謬的核心。羅蘭的日記除了客觀紀錄他在蘇聯所見，呈現派系間的傾軋鬥爭，也記載他和史大林及高層會晤的經過。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附錄，就是他和史大林對話的完整紀錄。訪談中羅蘭的恭敬溢於言表，但也真誠表露他的憂慮，因為蘇聯發生的事件，已經影響西方世界同情蘇聯革命的同路人。
史大林在對話中聽起來頗為誠懇，且充滿自信，自己的謊言連篇累牘，卻指責別人的謊言荒誕不經。然而在回答關於基洛夫暗殺事件（這是史大林進行肅反主要的導火線）的時候，他道出了某些真相：「我們所槍斃的一百個人從司法觀點來看，都和殺害基洛夫的兇手沒有直接的聯繫。但他們都是我們的敵人從波蘭、德國和芬蘭派進來的…我們已經得悉，犯罪的「恐怖份子」在兇殘的殺害了基洛夫之後，還打算對其他的領導人實行兇殘的計畫。為了預防這種罪行，我們承擔了槍斃這些先生們的不愉快責任。政權的邏輯就是這樣的。在類似情況下的政權就該是強力的、猛烈的、和無所畏懼的。」
史大林的回答除了第一句是真話，其他都是荒誕不經的謊言。對話中突顯了極權統治的另一種真相：恐怖政治。他大言不慚的回答，他殺人的目的乃是預防犯罪，當然那些所謂的「罪犯」全是無辜的替死鬼。這就是史大林「政權的邏輯」！人命在他眼中根本不算回事，他的政權威信才重要。也許經過史大林坦率的說明，平復了某些羅蘭的迷惑。
羅曼羅蘭回到法國之後完成了日記，曾透過管道多次向史大林表達出版的意願，但史大林卻始終沒有回答。對一個老謀深算的獨裁者而言，將那些聳動的言談公諸於世，當然對他不利，所以史大林始終沉默。也許部分出於敬意，或許由於史大林的態度，使羅曼羅蘭感到沉默是最佳選擇。但同時也使他在後世留下汙點，和紀德的誠實、勇敢相較，這個事件顯示了羅蘭怯弱與盲信的悲劇。
紀德訪蘇的時間是在1936年6月17日，剛好和羅蘭的行程同一天，只是差了整整一年。紀德是應蘇聯作協邀請，羅蘭是受高爾基邀請訪蘇。我感到納悶的是，當時正是蘇聯恐怖整肅期間，外界對蘇聯當局有諸多批評揣測，雖然這些著名作家的行程，不是直接出於史大林，為何他們會在此敏感時刻受邀訪問蘇聯？當然，所有行程皆是細心安排的樣板，或說當局總是將社會主義最美好的一面呈現給客人，但樣版終究無法滴水不露，瑕疵總會露出破綻。我猜測獨裁者想要藉這些有發言份量的人澄清迷霧，你說收買也好，賄賂也行，蘇聯的確用心良苦。但他們沒想到這些人的良心是無法收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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