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3.11 中國時報
施勒辛格縱橫學政界 一派「自由」
林博文/特稿
美國當代最負盛名的史學家亞瑟．施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今年已八十三歲，但每日埋首寫作十小時，年前推出廣獲好評的第一卷回憶錄，目前正全力撰寫第二卷。他希望以三年時間完成回憶錄，如腦力與體力許可，則將進行「羅斯福時代」第四卷的撰述計畫，以遂其多年未了的心願。施勒辛格於一九六○年出版《羅斯福時代》第三卷之後，即加入甘迺迪總統團隊，「學而優則仕」，以史家身分成為總統特別助理，此後雖重返學界，然因改變寫作方向，而始終無暇完成「羅斯福時代」的完結篇。
猶太裔的施勒辛格，是個近乎天才型的讀書種子，十六歲進哈佛大學，主修歷史與文學，四年後以「最優成績」畢業，畢業論文獲榮譽獎（A+）並予出版。在劍橋大學研究一年後，獲選為哈佛文理學院院士，自己做研究，不必攻讀博士學位。二次大戰先後服役戰時新聞處和戰略情報處，二十七歲即和父親一起在哈佛歷史系教書，爸爸是正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他是副教授，同時他寫的《傑克遜時代》榮獲普立茲獎和全國書卷獎。施勒辛格總共寫了十六本專書和無數的學術論文、政論文章及影評，其中，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一千日：甘迺迪在白宮」，為他獲得第二次普立茲獎和第二座全國書卷獎。
施勒辛格的第一卷回憶錄「二十世紀的一段生活」，從出生寫到一九五○年。為人機智、風趣而又博聞強記的施勒辛格，脖子上掛一個大蝴蝶結，是他的註冊商標。他不是一個坐在象牙塔中皓首窮經的蛋頭學者，他極為關心政治、熱中政治並親自參與政治；他是一個正統的民主黨自由派，他組織了一個「美國人促進民主行動」（ＡＤＡ）團體，以推動民主黨的自由主義思想；他在五○年代積極支持史蒂文生競選總統（兩度敗給艾森豪）；他反共，也反法西斯，因此，老左派、新左派和右翼分子皆曾大肆攻擊他。然而，沒有疑問的，施勒辛格不但是過去半個世紀美國最著名的史學家（專治美國史），也是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他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而又受到學界、政界與知識群眾的同聲敬佩。
甘迺迪總統和施勒辛格同庚，但在哈佛比他小兩屆，經甘迺迪的弟弟羅伯特的推薦，施氏在白宮做了三年的史官，為甘迺迪撰寫「起居注」，名義上是總統特別助理。
甘迺迪執政時，一批哈佛學者齊赴華府助陣，經濟學家高伯瑞（J.K. Galbraith）出任駐印度大使、史學家賴世和（E.O.Reischauer）、哈佛文理學院院長麥克喬治、彭岱擔任國家安全顧問。高伯瑞說，施勒辛格不僅書寫歷史，且目擊和參與歷史的創造；施氏說他在白宮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遺憾的是，好日子過早結束。另一憾事為他和國務卿魯斯克曾發生過數次衝突，施氏在「一千日」一書中說，魯斯克每次在白宮開會皆一言不發，像一尊老彌勒佛一樣坐著不動，又說甘迺迪準備在連任後換掉他。魯斯克則在回憶錄「如我所見」中，猛烈嘲諷施勒辛格是弄臣、馬屁精和大嘴巴。
由於施勒辛格極度效忠甘迺迪兄弟，華府政壇曾譏諷施勒辛格是「第十個甘迺迪」，因老甘迺迪有九個子女，施氏剛好是第十個。也有不少人對施氏四十年來不遺餘力、不問是非地維護甘家形象的作法，頗不以為然。一九三八年和施勒辛格一起畢業於哈佛的同學，不乏名人之後，如小羅斯福之子約翰、名報人赫斯特之子倫道夫、老甘迺迪的長子約瑟夫，以及日後當上國防部長的溫柏格。但施勒辛格認為同級同學中最有名的是名記者白修德。
一九三三年（民國廿二年）秋天，施勒辛格和他的父母親及弟弟，專程到遠東旅行，他們從神戶搭船到塘沽，再坐火車至北平，正在清華大學做研究、寫博士論文的費正清偕妻子費慰梅，熱情接待施家一行（七年後，施勒辛格娶了費慰梅的妹妹，和費正清成了連襟；施氏夫婦於一九七○年離婚，育有四個子女；施氏於一九七一年再婚）。施家四人遊覽了長城、明陵和燕京大學（現為北大校址），施勒辛格並在紫禁城度過十六歲生日。施家又到上海、杭州、香港和廣州參觀，施勒辛格對北平的印象很壞，他說北平是一座死氣沉沈的古都（adying city），街上到處是乞丐和士兵，喇嘛身上發出陣陣臭味，廣州則「其髒無比」（afilthy city），但對上海的朝氣與活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施勒辛格回憶道，他在北平旅行時，中國老百姓畏懼的是日本人，他們認為日本人遲早會占領華北，而華中和華南一帶擔心的是共產黨。在上海，有人告訴施家父子，國民政府如無法改善農民的生活，則中共將有可能奪取政權。施勒辛格於五十四年後（一九八七年）重訪中國大陸，他說，中共早已將未能改善農民生活的國府趕出大陸，卅八年前他在上海聽到的預言，終告實現。
中國問題雖非其本行，但他對兩岸事務的關注，並不亞於一般中國問題專家，他對兩岸事務的看法與觀點，與民主黨自由派的主張是一致的：在冷戰時代，美國即應承認中共，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保留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在後冷戰時代，美國應繼續軍售台灣，使台灣擁有自衛能力，同時，美國亦應與北京維持友好關係，但須敦促其改善人權。質言之，施勒辛格和絕大多數民主黨自由派一樣，在過去一直主張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現雖反對中共對台用武，但亦不贊成台獨；基本上，希望台海維持現狀。
施勒辛格在白宮擔任總統特別助理時，甘迺迪總統曾告訴他，台灣在聯合國號稱代表全中國，是可笑的、不合理的（irrational），但甘迺迪不敢在執政第一年即改變美國對華政策，而且艾森豪總統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甘迺迪宣誓就任前一天－在白宮當面警告四十三歲的新總統說：「我會全力支持你的外交政策，只有一個例外：如你讓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及美中（共）相互承認，我會挺身而出，強烈反對你。」艾森豪的國防部長蓋茨(Thumas Gates，後曾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並將一份國家安全會議的機密研究報告交給甘迺迪，這份報告指出美國可能捲入戰端的「全球五大禍源」是台灣、韓國、寮國、伊朗和柏林。
一九六一年七、八月間，國府副總統陳誠訪問美國，與甘迺迪進行兩次會談後，甘迺迪對施勒辛格說，陳誠是他所見過的「最不可思議的中國人」(the most mysterious Chinese)，又說，他和陳誠完全沒辦法溝通，陳誠只會一股勁兒重複蔣介石給他的指示，其時擔任翻譯的是國府駐美大使葉公超。葉大使日後透露，這項傳譯工作是件苦差事，陳誠在會談中，引述孫子兵法上的一句話：「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包括國府外長沈昌煥在內的訪問團代表，無人理解這句話的意思，連才高八斗的葉公超，亦不太了解其義，葉氏說：「難怪甘迺迪聽了無動於衷。後來我便乾脆不再照譯，而僅把握說話重點，自圓其說，才算轉換了氣氛。」
華府和台北當時為了外蒙古申請加入聯合國問題，發生過外交齟齬。國府曾於一九五五年否決外蒙入會，蘇聯以否決十三個非共國家入會，作為報復。一九六一年，外蒙入會問題再成熱門話題，美國堅決支持外蒙入會，台北依然表示反對，美國頗為不悅，甘迺迪曾和陳誠談及此事，亦不得要領。憤怒的甘迺迪對施勒辛格等人說，蔣介石所具有的「人神俱滅」的脾氣，大概會不顧一切地進軍中國大陸。甘迺迪又說，關於外蒙入會問題，他將寫一封信力勸蔣介石改變立場，他也會囑咐前任駐聯合國大使洛奇拜託「時代」及「生活」雜誌創辦人魯斯，敦勸蔣介石，他自己則將和周以德眾議員聯絡，請他協助向台北說項。魯斯和周以德都是「中國遊說團」的主力。國府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於一九六一年十月聯合國安理會票決外蒙入會問題時，採缺席方式，俾使和台北有邦交的茅利塔尼亞及外蒙同時入會。但葉公超卻因不贊成台北當局反對外蒙入會以及遭沈昌煥告發以言詞侮辱元首與執政黨，而在聯合國開會前即匆匆奉召返台，從此形同軟禁。
施勒辛格僅訪問過台灣一次。一九八六年五月中旬，施氏偕其好友、一九七二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連袂訪問台北一週，會晤了朝野人士，並在中央研究院發表演說。施氏返美後，曾於一九八六年五月卅日在「華爾街日報」以「台灣的黃昏」為題，發表其訪台印象記。當時台灣仍實施戒嚴法、國會仍充斥「萬年民代」、民進黨仍叫「黨外」。在台北的美國消息來源告訴施勒辛格，國府仍關押數百名政治犯，施氏在文章裡批評台灣仍是一個「獨裁國家」（an authoritarian state），並稱台灣上上下下充滿了不確定感，執政當局和在野人士都無法對台灣的前途，提出一套合理的、具體的方案。施氏表示，台灣獨立論在某些方面而言，是合乎邏輯的，但台獨會引發中共動武，而美、日對台獨亦不贊成。施氏又說，由於對前途充滿了不確定感，因此，台灣的政治討論也就帶有一種薄暮中的空幻感覺。施氏指出，台灣的年輕一代必須在民主化的環境中，為台灣前途進行嶄新和認真的思考。麥高文亦在離台記者會上強調，台灣應朝重視人權和多黨制度發展，走一條與大陸不一樣的道路，只有這樣，台灣才能獲得民主國家的支持。
施勒辛格訪台時，他所接觸到的中美人士都告訴他，蔣經國一旦去世，副總統李登輝不可能出任總統。結果大家都猜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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