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產創條例的決策形成來看，李述德顯然是服從性大於專業性；中央銀行上年度成為補足中央財政赤字的救火隊，解決了財政部當時的燃眉之急。但此例一開，中華民國財政恐將年年「世界最好」
＊ 聯合報╱社論 2010.04.16
國家財政需有內建的把關機制
「產創條例」立法爭議僵持數月之後，該案近日有出人意表的一百八十度轉向。以國民黨在國會的優勢，要將產創條例如何修理應都會在立法院通過；問題在於，執政黨黨內的協調與馬總統決策形成的過程，是否禁得起檢驗。
令人遺憾的是，由此次產創條例政策大轉彎，凸顯出馬總統及其府院幕僚在財經政策研析的嚴重疏漏。我們想藉這一系列社論，說明財經決策的幾點基本理則，其實也是對總統本人及其周邊財經幕僚陣容、決策機制、政策方向的整體評論。產創條例的爭議焦點之一是「稅」，因此我們先從「稅」這個特定領域，逐漸延伸做更廣泛的批評。
產創條例原本送到立法院的版本，是經過經濟部與財政部討論、也經過賦稅改革委員專案計畫核算、更經過行政院院會通過的版本。之所以要經過這麼縝密的討論與核算，就是因為財經事務的衝擊極為複雜，又涉及相當專業的考量，往往不是一般「庶民」所能理解。企業與人民當然希望降稅多多益善，因此財經事務訴諸民粹或民意代表，結論必然是降稅一途。一般而言，由於工商業大老闆較薪水階級長於行政與立法遊說，故在專業退位、國家整體利益缺乏捍衛的情況下，民粹式的財經政策或立法不但會向資本家傾斜，也往往不利於經濟的整體發展。
我們在此特別強調「國家」財政的重要性，其實並非新論，而是所有涉及大金額財務收支經濟團體的共同特徵。茲以一個眾所熟悉的法律內容，來說明財政與財務的重要性。證交法第十四條規定，上市公司一定要由若干獨立董事設置「審計委員會」，而該會之最重要任務，就是選任公司之財務長與總稽核。若將國家比喻為公司，則財務長與總稽核就像是國家的財政部長、主計長與審計長。依據證交法十四條規範之意旨，上市公司的財務與稽核等專業主管，應該要相當獨立，不但不是公司總經理所任命，甚至也不受公司董事長所節制。一般上市公司對於財務人員的獨立性與專業性如此堅持，國家又焉能背道而馳？準此，國家的財政主計首長，尤其需要專業夠強、理念清晰，甚至要不太受行政院長（總經理）與總統（董事長）之節制，而行政院長與總統則應充分尊重財政主計首長的權限。
法律不對一般企業的財稽人員專業性有所規範，卻只對上市的大公司規範，主要就是因為公司越大、財務出問題的後果就越嚴重。不只如此，公司若在平順時期，不需太過憂心財務問題，但若是公司在擴張業務期間、或面臨多事之秋，則財務管控的重要性就格外凸顯。以台灣的情況來看，我們現任的財政主計首長，顯然是服從性大於專業性。正因為如此，他們對於產創條例的噤聲，就反映出台灣財政把關的輕忽了。
當前的台灣面臨了兩方面的挑戰：其一是馬政府信誓旦旦要推愛台十二建設，需要八年四兆的預算，金額十分驚人。其二是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壓力下，台灣每年夏秋都可能遭逢天災侵襲，動輒需要數千億預算的支援。在這雙重預算壓力之下，國家財政負擔之重可想而知，主事者自應戰戰兢兢，焉能輕忽怠慢？馬政府原本有大好的機會，以2008年七月成立的賦稅改革委員會做完整的、宏觀的、長期的規劃，以穩健的財務步伐，配合國家建設的推動。可惜的是，賦改會捨此不圖，卻以倉促的、零碎的、救急的政策與法案，將台灣的財政結構弄得滿目瘡痍，令專家學者心情沉重。
經過二○○九年一整年的胡亂降稅，馬政府至今似乎還沒有意識到財政赤字的嚴重性，對產創條例修正仍然一副「十七％喊價定局面」的民粹媚俗態勢，這是非常令國人憂慮的現象。台灣財政之所以每下愈況、被國際信評屢次降等、被藍綠媒體重批，追根究柢，就是國家領導人嚴重欠缺財務與財政的基本觀念。這是馬政府在財經決策上亟需補強的第一個闕漏。
正視財經幕僚空洞化的危機
＊ 聯合報╱社論 2010.04.17
昨天我們以產創條例為例，指出府院高層欠缺財務財政的基本觀念，今天則要繼續以該法案為例，解說馬政府反覆搖擺的政策、不尊重專業的態度，以及政商雜處的政策研議機制，將造成財經人才的疏離，逐漸形成府院財經人才的「空洞化」。
在去年十月，產創條例在賦改會討論時，原本有兩個版本，甲案是營所稅率降至廿％、保留四項功能性租稅減免，乙案則是營所稅率降至十七‧五％，但取消四項功能減稅。這甲乙二案孰優孰劣當然可以討論，而當時也確實做了詳細的研商。賦改會的成員中有數位諮詢委員為企業界龍頭，也包含立院財經委員會的朝野立委，總共加起來廿餘人。既然當初討論過後決定甲案，也由財經部會送行政院院會通過，照理說，這法案該有它的莊嚴性與論述基礎才是，怎麼會到了立法院，卻任由當初在賦改會未發言反對的企業代表與立法委員起鬨，就把甲案丟到垃圾桶呢？
我們要在此嚴正的指出，財政部、經濟部都是憲法上明定的財經主管部會，而賦改會更是行政院正式發聘的合法任務編組；當總統輕率地將體制內詳細討論的法案丟到字紙簍時，其實也不啻將所有這合法研議的程序和參與者的集體才智丟進了字紙簍。當今檯面上財經閣員中，大概沒有一人會像楊志良一樣，在總統發言後挺起胸膛為自己的政策辯護。說嚴重一點，我們甚至很難看到財經閣員有自己的政策理念可資辯護。如果閣員沒有中心思想，亦即沒有產業理念、財經藍圖、經濟方向，所有政策都是呈送總統或院長裁定，台灣的財經發展會有前途嗎？財經閣員與法定任務編組的體制內意見不受尊重，則久而久之，他們就不會再有意見或不會再想參與。坦白說，沒有中心思想、沒有政策方向的官員，顯然只有事務官的格局，一切都聽今上聖明裁示，這就是馬政府的財經危機。
馬總統也許會說，他也成立了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也常聽財經幕僚的意見。但容我們坦率直言，財經諮詢小組的組成與運作都大有問題，這其實也是今日台灣財經問題的亂源之一。
美國是總統制國家，其總統經濟顧問小組（CEA）的設計可堪借鏡。歐巴馬的CEA只有三位委員，分別是柏克萊、芝加哥、普林斯頓大學的傑出經濟學者。除了學術研究外，他們或亦有政府服務的經驗，卻沒有任何利益色彩。但台灣的總統財經諮詢小組卻有十數人，組成複雜，其中甚至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企業相關人士。在過去一年半之中，至少十號公報、遺贈稅、服務業發展重點等重大案件，都是在小組少數人短暫發言之後就倉促定案。美國的CEA由三位委員分別下轄若干專業的研究人員，對特定議題進行研議，必要時亦會找企業界人士公聽。但無論如何，有利益色彩的企業或人士只能透過公聽會去影響國家政策，而不該以總統或副總統顧問的方式與聞國政。但在台灣，我們卻沒有這條防線，以至於幾乎所有的財經政策都是向企業傾斜。
財經政策往往有其複雜性，也都需要細膩的推演與思考。美國前任與現任聯準會主席是著名的總體計量經濟學者，對數據推演掌握嫻熟。所有歷任美國CEA委員，也都是思慮綿密的大學者，其中還有數人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殊榮。但是台灣的財經諮詢小組，不僅成員參差，且運作亦以短打為主。每次開會由內閣財經中階官員準備資料，簡報完畢後十數人短暫發言討論，往往立刻就能做成政策結論，甚至發放新聞稿。這是何其草率的決策方式？
我們要誠懇地告訴馬總統，財經決策不是這樣做的；這樣的所謂幕僚會議不但做不出有品質的決策，更有使內閣各部會噤口或自願「做小」的後遺症。財經原非馬總統的專長，當然要仰賴財經幕僚的研議與建言；可是，以目前府院財經幕僚的成員、運作與表現觀之，我們深以為憂。這是馬政府亟須補強的第二個面向。
財經政策：須有中心思想 始有論述能量
＊ 聯合報╱社論 2010.04.18
在前兩天的社論中，我們指出馬政府財經決策的前後反覆、幕僚組成與運作的缺失；這些問題在過去兩年的諸多事例中一再出現，而在產創條例一事中更為凸顯。但是這些缺失，追根究柢，分明顯示了當前的財經決策背後，由於沒有中心思想，所以缺乏論述能量。
所謂的政策論述，是指描繪這個政策的目的、背景、策略、取擇選項、思考緣由等面向的細密陳述。論述其實是法案或政策的中心思想與理論基礎；基礎若紮實，一則能抵擋在野黨與輿論的批評，二則也不會在外界偶有雜音之下倉促搖擺。有充分論述基礎的政策，講出來就自然能夠說服別人，有如君子之德，具風行草偃之效。相反的，政策若是沒有論述基礎，則政府首長自己就像牆頭草，事前要拋出議題測風向，然後再看風向搓、喬，外人看起來就是在搖擺。
以此次產創條例補助企業雇用員工每人一萬元一事（產創廿條之一）為例，這件事無論是從哪個角度來看、來想，都與「產業創新」扯不上干係，強行在此法案加上這個民粹討好條文，就不可能提出什麼論述基礎；其唯一的後果，就只有硬拗硬掰，兩三下就被外界批得體無完膚。再以前年十月政府原本想在金融海嘯期間緊急推出的證交稅減半徵收為例，這是所有了解最基本財經原理的人都會搖頭嘆息的荒謬政策，當然不可能找到什麼論述基礎，卻也是由馬總統親自對外宣布。當幕僚迫使總統一而再、再而三親自出面為具爭議性的財經專業事務背書，而這些裁定卻又中心思想搖擺、且找不到理論基礎，以至於破綻百出時，其對總統威信的傷損實難輕估。
今天台灣經濟的處境，是十分艱困的。往外看，我們有「謀我日亟」的中共，試圖用區域經濟的大口袋，使台灣的未來發展受到約制。往內看，我們有年年難以避免的天災威脅，需要有效率政府的因應。在財經面，行政院的六大新興產業在檯面上一群「事務官化」的政務官帶領之下，前景難卜。在社會結構面，快速老化的人口、貧富懸殊的社會、不斷飆高的都會房價，更令人忐忑不安。
我們在日前社論中已經提到，馬總統不是財經專才，一味複製以往「簡報／裁示」的會議模式，也不可能迅速得到什麼具有理論縱深的結論。馬總統要推出好的財經政策、提出紮實的政策論述，就須從強化財經幕僚開始做起。像產創條例這樣的法案，原則上應由財經部會提出中心論述，並化解質疑，未必需要總統兼黨主席親自出馬。如果財經閣員不能像楊志良那樣提出足以服人的說理，而是搖搖擺擺地「尊重立法院審議」，那麼這些閣員就該撤換，易之有擔當的首長。
馬總統如果要對格外關鍵的法案躬親上陣，那就更需要優秀的財經幕僚，也要花更多的時間做功課，對於法案的背景、理論、所有版本的利弊取捨，都要像歐巴馬對健保法案那樣熟悉。歐巴馬在國會、媒體、全美各種場合推銷其健保不下十數場，從來沒有一次出包，更沒有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輕易推銷任何一個政策。究其原因，就是歐巴馬對健保案不僅瞭然其論述，更在法案的精神面掌握到大方向。
但是馬政府的台灣經濟大方向究竟為何？國人實在摸不著頭緒。馬總統千萬不要以為競選時倉促討論的政策白皮書就是論述，也不要以為白皮書彙總起來就是方向。坦白說，那些離成熟的論述還遠得很，既不能在基本面起經濟之衰，也不能在操作面振總統之威。總之，我們既為總統流失的威信憂心，更為台灣流失的經濟機會焦急。
五月，在朱立倫副院長參選新北市之後，也許就有下一波的內閣改組。要挽救台灣經濟，就要提出紮紮實實的財經政策；而要提出好的政策，當然就要找到以楊志良為「低標」的財經政務官來擔綱。老天爺對馬總統是很優厚的，祂給總統四年的任期，但給台灣經濟的機會時間，卻沒有這麼久。找到具有論述能力的財經閣員，馬總統的財經闕漏才能補得起來。
升值後的挑戰
＊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4.17
在金融海嘯過境期間，全球每一個國家的經濟幾乎都躺平，因此，在政策上也沒什麼好猶豫及顧忌，花大錢注資救市，而且花越多，掌聲越大。不過，在金融海嘯的影響逐漸淡化之際，每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便有所差異，有些國家還躺在加護病房，例如，被戲稱「歐豬四國」的葡萄牙、義大利、希臘及西班牙（PIGS），還在為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所苦；有些國家，已轉至普通病房，例如，美國、英國、法國等先進國家，景氣雖然已逐漸復甦，但經濟指標仍時好時壞，失業率也仍高高掛；另方面，新興及亞洲國家經濟情勢則不僅出院，補藥卻好像吃過頭了。
日前中國發布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高達11.9%，是2007年來成長最快的一季，顯示出中國經濟可能過熱的風險。在此之前，北京政府也曾想盡辦法，包括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提高購屋自備款等措施，試圖降低經濟加熱的速度，但顯然效果有限。幾天前，中國人民銀行再次表示，隨著金融危機的衝擊逐漸消除，中國應逐步擴大人民幣波動區間，以增加匯率彈性。
不過，這個邏輯也滿奇怪的。照理說，景氣擴張過速，應該是直接升息，怎麼會是升值呢？此外，中國也開始調節所持有的美國債券部位。種種跡象顯示，中國的確是在為人民幣升值做準備。雖然，日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會面時仍再次表示，人民幣不會在外國壓力下調整。
不過，準備歸準備，到底什麼時候付諸實施，也是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中國會在下半年讓人民幣與美元脫鉤，並升值5%，也有機構認為在6月20國集團（G20）高峰會時調升，而高盛首席經濟學家歐尼爾（Jim O'Neill）則預估，北京政府「最快」下周就會允許人民幣升值，幅度在2%到5%之間。年初時，中國在面對歐美各國要求人民幣升值時，曾做過兩波的壓力測試，結果顯示，當人民幣升值超過3%時，對於中國許多出口產業將造成嚴重的影響。也許因為如此，許多預測都認為，中國不會讓人民幣升幅超過5%。
不過，話說回來，倘若升值幅度不及5%，對實質進出口也沒什麼太大的影響，那麼人民幣升值的目的到底為何？既滿足不了歐美各國的期待，也對經濟降溫、調結構沒什麼幫助，反而可能引入熱錢，引發更大的泡沫壓力。因此，倘若只有5%的升值幅度，而無後續的規劃，等於是項無效的政策。
過去日圓、新台幣升值過速釀成泡沫經濟，以及1997年亞洲許多國幣值高估引發金融風暴的不愉快經驗，讓亞洲各國視貨幣升值如猛獸。但以現今的亞洲經濟體質情況來看，人民幣及其他亞洲貨幣的升值，幾乎已是確定的趨勢，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再辯論該不該升值的意義已不大；該討論的是，升值後的亞洲經濟挑戰與機會，亦即與其花力氣阻升，還不如預做準備，以趨吉避凶。
當人民幣有效升值時，其可能引起的亞洲各國出口相對競爭力的變化，當不致太大，原因是，其他貨幣也會一併升值，現在就是明顯的例子。人民幣才打算準備升值而已，星幣、韓圜及新台幣就已漲翻天。不過，當亞洲貨幣升值，熱錢匯集，泡沫經濟風險也必然伴隨而來，如何把這股熱錢導入亞洲經濟的長期發展所需，破除過去的樓起樓塌、泡沫破滅的噩夢再現，並利用升值機會發展出亞洲自我的最終消費市場，恐怕才是亞洲各國最大的挑戰。
如果營所稅調降… 財政赤字恐惡化
＊ 聯合晚報╱記者吳孟庭/台北報導 2010.04.16
雖然景氣逐漸上揚，但中華經濟研究院提出財政赤字是經濟成長隱憂，營所稅與兩岸經濟協議(ECFA)將是左右國內景氣的因子之一，尤其營所稅調降恐對當前政府赤字雪上加霜，GDP將從預估值4.99%下降為4.08%，下降將近一個百分點，而且可能衝擊2年。
中經院雖然上修GDP預測值，但也提出經濟發展未來不確定因素，中經院經濟展望中心主任王儷容表示，最新拍板的產業創新條例立院國民黨團決議支持營所稅調降17%，調降營所稅對經濟影響將是「利弊互見」。
王儷容說，營所稅可調整國內所得不均，尤其長期來說對調整台灣產業結構有所助益，但不符合所謂功能性優惠的方向，其中最大的詬病就是對於目前有點嚴重的赤字「雪上加霜」。
首先此措施將造成343億虧損，而目前政府債務餘額已逼近法定上限，且國民年金因財政缺口將提早破產，勞保、公保、老年給付也已有2至3兆缺口，加上社會已步入高齡化與少子化，調降營所稅的稅損將使財政赤字日益惡化。
王儷容說，若政府為因應財政赤字問題，且看到經濟成長回穩而把公共支出減少，加上其他原因如公共支出執行效率延遲、或政策激勵方案的退場機制等，中經院預測模型模擬，2010年第二季至2011年第四季，政府消費、政府投資與國營事業投資各季皆較基準預測縮減10%，則2010年國內GDP就會由原先預測之4.99%下降為4.08%，下降0.91個百分點，明年GDP就從預測之4.30%下修為4.09%，略降0.21個百分點，將帶來衝擊達2年，所以她補充，這當然要看執政黨政策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