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有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5-28
“專家專家，專門在家”
1972年從寧夏回來，有幾年什麼事情也沒有，我就安安靜靜做研究工作，那幾年研究的成果最多。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出的書為什麼多呢？因為這段時間把以前沒有弄好的研究，都弄好了。文字改革在世界上已經變成一門科學，中國人又不知道，我可以接觸到一些外國的東西，稍為知道。
我們1966年“文化大革命”，新加坡是1965年成立。新加坡也是有意思，不是自己要求獨立，想參加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不要它，把它趕出來的。李光耀大哭，說：“我們又小又窮，要成立一個國家，怎麼辦？”這個事情在中國完全新聞封鎖，我們都不知道。我是80年代在美國張充和家裡，看到一點舊雜誌才知道的。為什麼要把新加坡趕出來，道理很簡單：一、新加坡大部分都是華人，如果參加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的華人就可能超過百分之五十，馬來人就不願意；二、新加坡的華人共產主義思想瀰漫，李光耀原來就是老共產黨。馬來西亞討厭中國人，把他們趕出來，新加坡只好獨立。這跟台灣剛剛相反，台灣要獨立。天下的事情都是古里古怪。
新加坡獨立以後，要研究怎麼建國，向美國專家、英國專家、日本專家請教。派一個調查團到中國來調查了三個月，新加坡能不能跟中國大陸走共產主義道路？調查的結果是新加坡不能走這條道路。
可是新加坡研究政策要跟哪個國家走，語文政策基本上跟中國走。新加坡的語文政策搞得很好，全國通用的語言是英語，華人要用華語，馬來人要用馬來語，印度人要用印度語，三大民族有自己的語言。華人的語言講方言還是講國語呢？可是不能用“國語”兩個字，因為新加坡的國語是馬來語，也不能用“普通話”，這三個字在新加坡不理解，就用“華語”，這在華人裡面都能接受的。華語的標準完全按照大陸，這是他們聰明的地方，文字也用簡化字，拼音也跟著大陸用拼音。新加坡什麼都跟台灣，就是拼音、普通話、簡化字跟大陸。台灣很不高興。我在參加國際會議時，台灣人質問新加坡人：“你們是'事大主義'。”就是跟著大國走，新加坡人說：“我們不是'事大主義'，我們是為了研究、教學方便。”
新加坡第一個用簡化字、拼音方案，之後影響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開頭是窮得不得了，什麼都沒有，可是走國際道路，什麼東西都採納國際專家的意見，結果十年工夫就變成一個好的榜樣。我去了二次，第一次是新加坡華語協會邀請的，第二次是新加坡國立大學邀請的。第一次主要讓我講中國的拼音方案、簡化字、文改政策；第二次是講東亞國際語文問題，主要是英文地位。新加坡現在變成東南亞的明星，東南亞的語文中心、醫療中心、金融中心、航空中心在新加坡。原來大家討厭的地方，不要它了，結果後來大家都喜歡它。馬來西亞要吞掉它，可是它現在不要再參加馬來西亞。到今天，新加坡的國際機場比我們北京的國際機場要好多了。
香港跟新加坡相反，跟著台灣走，到今天還是不大用拼音。台灣在我們沒有提出簡化方案時，蔣介石就提倡簡化字，兩次公開提倡。蔣介石在南京時就提倡簡化字，南京是最早公佈簡化字方案的，可是公佈出來，人家反對很厲害，第二年就取消了。蔣介石到了台灣又提倡，孫科也提倡，後來共產黨搞了，他們就反對了，是這麼一個變化。我認為簡化問題不是黨派的事情，文字改革問題不要跟政治搞在一起。現在台灣搞一個通用拼音，我看通用拼音很難搞下去。我是希望說服台灣，語言文字用科學方法來解決，跟政治脫鉤。我對台灣人講，“文改”不是共產黨搞的，“文改”在清朝末年就搞了，國民黨對“文改”很熱心的，北洋政府也很熱心的。
1976年，實際上我還沒有恢復工作。毛澤東死了，鄧小平上台，政策是改了，可是許多壞事還存在，一時改不了。 1977年開始改，一直改到1984年稍為像一點樣子，比較上軌道要到1987年。開頭也沒有恢復辦公，把社會搞得一塌糊塗要轉過來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差不多十年工夫，撥亂反正，大概到1987年以後，才上軌道，這些是很慢的。我名義上是恢復了，但是沒有上班，在家裡面做研究工作。我的生活很簡單，研究的內容不簡單，表面上安安靜靜。所以，造反派批評我們：“專家專家，專門在家。”
我在家看書，寫文章，把研究工作一點點地做完。張允和在那個房間，她也看書，寫文章。她搞她的，我搞我的。外面的活動，在打倒“四人幫”以後恢復了崑曲研習社，她負責崑曲研習社的工作。他們自己唱，主要在現在商務印書館的地方演出，裡面有小的演戲設備。我的媽媽也喜歡崑曲，也常常去看。那時候我的工作很忙，交際很少，“文化大革命”以後大家不敢交際，交際以後人家就說你們搞小團體。這樣很好，可以在家里安安靜靜做學問。所以“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可以出很多書，一本一本地出來，其實很多在那時候已經弄好，後來重新審讀一遍。
我的《漢字改革概論》這本書再版了好幾次，日本花了三年工夫，把它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日本一個專家翻好以後，成立一個審定小組，五個教授審定，有好些問題不明白，特別到中國來問我。在香港，《漢字改革概論》有香港版，這本書裡好多篇章翻譯成德文、英文。這本書影響很大，因為文字改革在當時中國是作為一件大事情，全世界很注意中國這個工作。
我提倡現代漢字學。這件事成功了，現在許多大學都開現代漢字學的課程，都寫了很好的教科書。漢字改革到現在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像信息處理、語文處理，信息處理跟文字有很多關係，到今天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現代漢字學是一門大學問，一個泱泱大國應該有這一門學問。
我提倡人類文字學、人類文字史，這倆我花的工夫最多，從50年代一直到現在都在搞。我出版《世界文字發展史》。文字史、文字學是一門功課的兩個方面，文字史注重材料，文字學注重規律。這門學問非常重要，我提倡大學要開這門功課。中國古代就重視文字學，中國可以說是創造文字學的國家，不過我們只研究漢語的文字，不研究旁的，看不起人家的東西。後來歐洲的一些文字研究很成功，本來我們是世界領先，這樣我們反而落後了。
人家問我：“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為什麼出了那麼多書？其實我是把從前沒有搞起來的重新整理出版，不是一下子研究那麼多。 《世界文字發展史》已經進入“世紀文庫”，與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同時列入“世紀文庫”；《語文閒談》與《沈從文小說選》、《沈從文散文選》同時列入“中國文庫”。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二七 重遊歐美
我們好長時間沒有出國。 1978年，張充和的丈夫傅漢思在美國大學裡很有地位，他和另外幾個大學有名的教授組成一個訪問團，他代表耶魯大學，來中國訪問。他們來之前，我們不知道，來了以後通過關係找到我們。我和張允和就去看傅漢思。訪問團團長是余英時，副團長是傅漢思。余英時的學問很好。他們知道中國沒有錄音機，就帶了好多錄音機，今天這個錄音機已經過時了。
他們來了之後，文化生活開始恢復。大概到1984年以後，才恢復正常，這一年我受邀請出國。有一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請我去開會，領導突然來找我，說：“你趕快準備一下，下星期到巴黎去開會。”我說：“我不想去，我這裡的工作還沒有搞完，我的衣服也破光了。”領導說：“沒有問題，你趕快去做最好的，開完會回來一概交給公家。”這樣子就匆匆忙忙到巴黎，當時國家是不給錢的，因為有人幫我們出，我上飛機，一分錢都沒有，上飛機前，他們說：“你的皮夾子要取出來。”因為國家規定不能帶人民幣出去的。我的皮夾子就交出去，口袋裡沒有一分美元，也沒有一分人民幣。後來人家問：“一分錢都沒有，你怎麼敢上飛機呢？”我說：“已經到了飛機旁邊了，不上也得上。”我倒一點也不驚慌，因為有困難，我在國外還是有些關係嘛。這是一個奇怪的事情。
從此，人家就知道我沒有死掉，常常有人邀請我出國，有時一年出去幾次。
有一年美國邀請我去訪問，我和張允和一起去。到了美國，她就到大姐家去住幾天，到四妹家去住幾天，還到我們一個表弟家住幾天，訪問我們的親戚。
大姐一個人住在舊金山，她是入美國國籍，有養老金。美國養老待遇好，她有一套公寓房子，比我這個房子好多了。她平時不大去，住在公寓裡太孤單，於是住在她的一個朋友家裡，有孩子需要她幫著照顧。我要到七個大學講課，講完了我就到耶魯大學旁邊四妹張充和家裡。張允和也從舊金山到四妹家裡，講了這些年經歷的事情。胡適之到美國去講學，也住在四妹家裡。胡適之跟傅漢思是老朋友。在傅漢思家裡，我看到許多重要的書，知道許多我不了解的情況。
那時候，我沒有吃過麥當勞，傅漢思要請我吃飯：“你想到哪兒吃？”我說：“我想到麥當勞吃。”他說：“麥當勞不能請客的。”我說：“我沒有吃過，去體會一下子。”他說：“好吧。”因為請客是不能到麥當勞的，麥當勞是普通吃飯的地方。我是去體會一下，看看這個麥當勞是怎麼一回事。
這一次出國是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社安排的，我跟聯合國中文翻譯處一個朋友聯絡，由於他們的介紹，聯合國工作人員語言學會請我到他們學會裡演講，因為他們要了解中國文字改革的情況，我帶了錄像帶給他們看。這個會長是一位法國女士，很有水平，她請喫茶點，我就問她：“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哪種用得多，哪種用得少，有沒有統計？”她說： “英文百分之八十，法文百分之十五，西班牙文百分之四，還剩百分之一是俄文、阿拉伯文、中文。”那麼，我回來就把這個消息告訴別人，不過最近情況怎麼變化，不了解。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二八 家庭文化
晚年，我們和沈從文、張兆和往來比較多。
沈從文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在寫，他的筆頭快得很，一看什麼重要的材料，立即記錄下來，否則會忘掉。他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時候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材料，要人家畫畫，領導就幫忙，由社會科學院安排一個畫畫的、一個考古的幫他忙。
張兆和的工作是做《中國文學》雜誌的編輯，她做修改文字這個工作很好。她離開《中國文學》時，主編說：“張兆和離開我們就很不方便。”張兆和的好處就是自己不寫東西，為人家服務，這個精神很好。文學的東西需要加工，加工是很高的技術，加工得天衣無縫也不容易。沈從文去世以後，她就整理他的東西，他的兒子也幫忙，家裡變成一個編輯部。
顧傳跟我們家交流不太多。抗日戰爭時我們在四川，他們在上海，解放以後他們在台灣，我們在大陸。有時候我們在美國，他們在中國，往來不多。在顧傳演出的那個時代，崑曲很受知識分子重視，顧傳演小生風度很好，跟梅蘭芳配過戲，梅蘭芳覺得他很好。
顧傳在台灣大概是受了涼，急性肺炎去世。在台灣初期生活還是比較艱苦。蔣介石死了之後，蔣經國領導下的台灣經濟發展得比較快，人均收入增加十一倍。今天，台灣的生活水平遠遠高於大陸。為什麼鬧獨立呢？這也是原因。可是台灣早期很苦，打仗影響了台灣。可以這樣說，蔣介石時代渡過了難關，蔣經國時代發展了。蔣經國在台灣名聲很好，國際上也說他好，因為他把一黨專政改為多黨民主。這是一個世界的總趨勢，這個改變弄得不好就會發生動亂，他能夠做這個大的改變而沒有發生動亂，這是不容易的。
顧傳去世不久，張元和就到美國去了。她們結婚得很晚，在抗日戰爭後期，他們結婚時，我們在四川，不在場，打完仗以後，人家把舊的報紙給我們看，上海的新聞界起哄得很厲害，大標題“張元和下嫁顧傳”。因為那時代跟現在不一樣，現在是很看重演員的，那時候演員不被看重。時代變化太快。
張充和在北京大學讀書，傅漢思在北京大學教書，傅漢思非常欽佩沈從文，經常到沈從文家來。沈從文也在北京大學教書，所以大家熟悉起來。傅漢思和張充和是在解放前夜去了美國。那時候大的政治改變，美國大學希望傅漢思到美國去教書，他們走時，張元和已經在台灣。我們不在一個地方。
張充和2004年回來一次，在北京舉行書法展覽會。我本來想讓她在國內住半年，休息一下，結果另外有人要陪她到美國去，怕她路上沒有人陪，那個人急於要到美國，所以她很快就到美國。展覽會結束以後，她沒有留很長時間。
張家的父親受“五四”文化影響很深，跟蔡元培、蔣夢麟這樣的大教育家交朋友。我都弄不清楚他跟這些大教育家是怎麼交朋友的，反正他交的這些朋友在當時都是很先進的，所以影響了他的家庭。我想，像這樣的家庭在中國還是有一些的。
文化需要有優越的生活來培養。太窮了，文化就困難。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討厭文化人的，現在，這種看法改變過來了。一般來講，在外國，文化人都屬於中產階級。生活要有一定的條件，我最近看到資料，發展中產階級，日本搞得最好，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中產階級，比例比美國高。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二九“周百科
張家四姐妹的夫婿中，沈從文最有名氣。
“周百科”是沈從文給我開玩笑的話。到了後來就更有趣，改革開放時期，中美兩國要搞文化合作工作，當中有一項就是要翻譯美國的《不列顛百科全書》。 《不列顛百科全書》本來是英國的，是因為二戰期間英國的很多企業都賣給了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也是如此。我們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當時國內購買力很差，二三十本都買不起，壓縮成為《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到了1985年以後，又擴大翻譯。中國方面三個人是劉尊棋、錢偉長和我，美國方面有三個人，六個人成立了聯合編審委員會，這樣子，人家更給我開玩笑，叫我“周百科”。這個外號就是這樣起來的。
鄧小平到美國訪問，中美文化要合作，就要做好幾種工作，一種工作就是要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這是中美合作項目之一。成立了一個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中國方面領頭是劉尊棋，他的學問很好，我在美國就認得他了，還有錢偉長和我，下面有一個編輯部。這件事情的翻譯工作量很大，應當說條件太好了，因為我們在1980年開始的，許多大學的教授都是下放五七幹校剛剛回來，沒有工作做，可以請他們幫忙翻譯。我們主要從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學請教授來，還有其他的專家。我們聯絡了五百個教授級的專家，他們都很高興來翻譯，覺得做這個工作有意義，不過稿費少得不得了，因為那時候經費很緊張。如果今天搞，就不這麼簡單了，這東西吃力不討好，人家不願意來工作。
三十本百科全書我們壓縮成二十本，這件工作搞了好幾年。大百科全書是一個國家應當做的，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當中鬧了一個大笑話：有一個歐洲小國到中國送一部百科全書，我們送他們一本小的《新華字典》。小國送大書，大國送小書。百科全書在國民黨時開了多少會，沒有辦成功。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要辦百科全書，當中一個刺激就是美國希望中國翻譯百科全書。我們是先有《不列顛百科全書》，後有自己的百科全書。這件事情的倡導者姜椿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是馬克思主義編譯局局長，“文化大革命”當中他被關在東北的監牢裡面，眼睛弄壞了。放出來以後遇到美國要我們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他一早就有搞百科全書的想法，回來以後就跟倪海曙和我等少數人商量，他一直希望倪海曙和我跟他一起搞大百科全書。倪海曙在拉丁化運動中是頭頭。我們“文改會”的工作推不了，沒有去。
姜椿芳出來以後，我就問他：“你是不是恢復馬克思主義編譯局局長？”他說：“我不回去了。”不再搞翻譯工作，後來這個事情得到胡喬木的支持，胡喬木就跟鄧小平講，鄧小平同意了兩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翻譯百科全書，一件事情是自己編一部百科全書。姜椿芳就全力以赴編百科全書。當中的一個小問題，百科全書的條目怎麼排，我和倪海曙積極支持姜椿芳改用拼音來排，因為當時大家都不熟悉拼音，反對的人很多，現在反對的人少了，假如不用拼音，就不好查了。這部書出來，不會賺錢，因為中國人買不起。這部書的每一個分卷都有水平，出來以後學術界評價很高，現在正在重新編。這部書是一個大國家必須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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